俄羅斯批判西方恐俄癥及其啟示——以《俄羅斯與西方的千年大戰》為例

通過對西方主要大國如法國、英國、德國、美國的恐俄癥的梳理,可以看出,美國的恐俄癥是法國的自由-民主主義恐俄癥、英國的帝國主義恐俄癥和德國恐俄癥三者的綜合,西方政界和媒體在對待包括俄羅斯在內的非西方世界存在有意無意的偏見和成見。表明了西方政治-意識形態及其價值觀的偽善性,對于認識俄羅斯與西方關系、當代西方的政治現狀具有較高參考價值,對于我國的對外傳播及處理中國與西方關系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在政治學和媒體術語中,有各種phobia:中國phobia、Russophobia(русофобия)、伊斯蘭phobia等等。Russophobia通常譯為恐俄癥。1991年來,俄羅斯與西方關系始終曲折、艱難。俄羅斯實施“休克療法”、實行市場經濟,并且建立起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推行親西方政策,但西方仍然對俄羅斯實施遏制戰略。尤其是:西方媒體對俄羅斯始終存在種種偏見和歧視,針對俄羅斯的宣傳始終消極惡劣,缺乏公正客觀。例如,有關烏克蘭事件、敘利亞危機、乃至不久前英國發生的所謂前間諜遇害案,等等,西方媒體未經調查就指責俄羅斯乃是這些事件的幕后黑手——盡管這些宣傳往往是西方強加于俄羅斯的一種莫須有的罪名,最終往往被證偽,但是對俄羅斯的抹黑已經不可挽回。俄羅斯學界和政界精英已經多次指出西方媒體針對俄羅斯的消極報道乃是一種機制性的做法,甚至是一種“宣傳陰謀”,西方則予以否認和辯駁。俄羅斯與西方的宣傳攻防戰(“信息戰”)非常激烈,體現在許多領域。在多數情況下,西方都占據了優勢;但是,俄羅斯的一些反擊也不無成功之處,其經驗和教訓就非常值得總結。

2016年,俄羅斯出版了瑞士著名媒體人、政論家、社會活動家吉-梅坦的著作《俄羅斯與西方的千年大戰——從查理大帝到烏克蘭危機:西方恐俄癥歷史》(Запад- 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 война)的俄文版(該書中文版即將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在俄羅斯引發熱議。該著作對于認識俄羅斯與西方關系、當代西方的政治現狀具有很高價值,對于認識我國對外傳播及中國與西方關系來說也有很好的參考意義。

一、俄羅斯學界和媒體關于西方反俄陰謀(恐俄癥)

俄羅斯批判西方恐俄癥及其啟示——以《俄羅斯與西方的千年大戰》為例

從彼得一世以來,俄羅斯曾有濃重的西方情結,面向西方、學習西方、最終融入西方乃是俄羅斯孜孜以求的目標;但也因此而使俄羅斯發生了社會文化、社會政治方面的嚴重分裂,1991年之后俄羅斯的歷史進程也與此類似。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始終存在恐俄癥。如,1768年,巴黎出版了一部法國天主教神父沙帕-奧特萊奇撰寫的《西伯利亞行紀》,充斥著對俄羅斯的貶斥;為此,俄國女皇葉卡特琳娜親自撰寫批駁性著作《解毒劑》(антидот),并用法語在巴黎出版。女皇在該書前言中寫道:

【“沒有一個民族像俄羅斯民族那樣,被炮制出如此多的謊言、荒誕不經的說法和遭到如此多的污蔑中傷……”。】

該書舉出大量例證,駁斥《西伯利亞行紀》的觀點,認為歐洲人是些自我中心主義者,無法理解與其相異的精神文化的實質;至于所謂“萬惡的俄羅斯奴役”,那只是俄羅斯人對上帝的效勞和順從,是歐洲人無法理解的[1]。

俄羅斯一直認為,西方曾受惠于俄羅斯,俄羅斯曾三次捍衛西方免于淪落,而西方卻始終不愿善待俄羅斯,反而對其抱有深深的偏見,令俄羅斯很受傷。詩人普希金也曾在論及歷史時寫道:

【“崇高的使命落到羅斯的肩上:她那一望無際的平原耗盡了蒙古人的力量,使蒙古人的入侵就在歐洲邊緣停住;蠻族不敢把被奴役的羅斯留在自己的后方,他們回到了自己的東方草原……”“而歐洲對待羅斯卻總是那樣無知,那樣忘恩負義”[2]。】

在俄羅斯看來,從韃靼-蒙古之后,俄羅斯至少還曾二次有恩于歐洲:1812年打敗拿破侖,俄軍打出國門,將歐洲解放;1945年,蘇聯打敗了德國法西斯,從納粹手中解放了歐洲。而歐洲還是那樣不知感激和“忘恩負義”。1991年后,俄羅斯按照西方標準建立政治、經濟制度,但在加入世貿組織、加入歐盟等問題上始終未獲進展,西方甚至還在打壓、排擠俄羅斯,挑動“顏色革命”,挑唆烏克蘭、格魯吉亞、波羅的海國家、東歐國家與俄羅斯對抗;將蘇聯與納粹德國并論,貶低蘇聯在二戰中的地位和作用。俄羅斯政界和學界都有人認為,西方試圖丑化、甚至“妖魔化”俄羅斯。

1991年后,許多后蘇聯國家(如波羅的海國家、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國)、原東歐國家(如波蘭、羅馬尼亞等國)都轉向西方,同時消極評價蘇聯歷史及本國歷史上的社會主義時期。這既是歷史問題,同時也直指今日的俄羅斯,具有某種反俄色彩;既是20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發起的歷史運動(所謂“不留歷史空白點”)的某種延續,是一種自然進程,同時也得到西方的政治和道義支持,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歷史操縱。為應對西方和東歐國家的宣傳攻勢,俄羅斯宣傳機器也針鋒相對地強調西方在二戰中的損人利己的做法:英、法等國與納粹合作,試圖損害他國利益,最終自食惡果;俄羅斯刊布大量檔案文獻,證明:羅馬尼亞、波蘭等國家在二戰前夕與希特勒納粹政權有著非常良好的關系;在二戰期間,作為蘇聯的盟友,英、美遲遲不肯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坐視蘇-德之間互相殘殺,在蘇聯即將解放全歐洲時迅速出兵,搶奪勝利果實,等等。

“恐俄癥”在西方長期存在,這是俄羅斯-西方關系艱難曲折的指標,也是其原因。許多學者論述西方“恐俄癥”的癥候,正面、積極評價俄羅斯歷史(對西方駁斥和回擊),以及對俄羅斯文明、國際關系走向重新定位。關于“恐俄癥”根源,史學家尼基塔·索科洛夫認為,恐俄癥的根源是因為俄羅斯(包括帝俄時期)的侵略性政策:當俄國人向所有人展示實力時,恐俄癥就在世界上開始出現了;而一般來說,當俄國處在通常的民族意識狀態下,世界上并不存在這種恐俄癥。只有在我們打算教會他們正確生活時,世界開始關注我們,形成了恐俄癥,也形成了反俄聯盟[3]。俄羅斯哲學家齊普科則認為,恐俄癥爆發的原因之一,是俄羅斯政府發起了不明智的、反法西斯主義宣傳運動所致:

【“這場運動為肆無忌憚的恐俄癥打開了合法的機遇。”[4]】

俄羅斯學者瓦·瓦·科日諾夫提出解釋:“有充分理由可以認為,西方關于俄羅斯危險性的神話源自西方對俄羅斯的多次征服受挫。在好幾個世紀里,西方不費吹灰之力就征服了非洲、美洲、澳大利亞,以及亞洲的絕大部分(俄羅斯國界以南)——也就是說,西方征服了所有大陸。至于說歐亞-俄羅斯,17世紀波蘭和瑞典的強大遠征、19世紀初法國對俄羅斯的遠征都遭到完敗——盡管西方對自己文明的優勢信心滿滿。這就在歐洲引發了恐俄癥——是對一個神秘國家的一種非理性恐懼,這個神秘國家對西方文明并無巨大優勢,但同時也不愿意屈服于西方[5]。

弗·梅金斯基(曾擔任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俄羅斯國家杜馬議員、文化部長)以一人之力完成了9部著作:《俄羅斯的酗酒、懶惰、道路和傻瓜》、《何人、何時炮制了關于俄國的神話》、《論俄羅斯人的骯臟和數百年來的技術落后》、《論俄羅斯人對鐵腕的熱衷和無能力實施民主》、《論俄羅斯威脅與彼得一世的秘密計劃》、《論俄羅斯的小偷》、《論特殊道路與神秘的俄羅斯心靈》、《論俄羅斯:“各民族監獄”》等,成為一個完整的破除“關于俄羅斯的神話”的著作系列。梅金斯基的著作梳理和廓清流傳已久的、西方強加給俄羅斯的一些不實觀念,為俄羅斯歷史、俄羅斯民族性辯護、正名,對許多流行觀念予以辨正,如:被廣為詬病的俄羅斯的腐敗其實是經西方傳入的;酗酒并非俄羅斯民族獨有,而是全球性問題,西方國家的酗酒問題比俄羅斯還嚴重,一些東方國家也受其困擾;伏特加并非俄羅斯的民族飲料,1428年才出現于俄國,而且俄國長期禁止伏特加,15~17世紀的俄羅斯曾是“世界上最清醒的民族和國家”;俄羅斯歷史上比西方更少些殘忍,比西方仁慈得多,也并不象西方所說的那樣具有奴才般的馴順,等等。梅金斯基的著作引起極大反響。

在俄羅斯,西方恐俄癥題材并非新話題,就此題目發表的論著堪稱汗牛充棟。這些著作中,有很多是論述西方對俄羅斯的宣傳陰謀的。按照這些作者的判斷,西方媒體和學者對俄羅斯懷有歧視,帶有各種成見和刻板觀念,并且在許多重大的國際政治事件中都得到反映。俄羅斯總統普京以及外交部長等政治精英曾多次指出這一點。

二、《俄羅斯與西方的千年大戰》的主要內容

而在所有以恐俄癥為題材的著作中,西方政論家的著作特別引起關注。2016年,吉-梅坦撰寫《俄羅斯與西方的千年大戰——從查理大帝到烏克蘭危機:西方恐俄癥歷史》一書的俄文版出版,在俄羅斯引起轟動和熱議,2017年又在俄羅斯經修訂后再版。該作者由于職業經歷(耳聞目睹了西方媒體的運作方式以及許多顯規則、潛規則)以及個人機緣(領養了一名俄羅斯女童作為養女,并自動獲得俄羅斯國籍),因而對該題材深入思考,挖掘西方對俄國的認知偏頗和刻板印象;為俄羅斯正名,體現了一位西方人士的正義感。該書參考了大量文獻資料,并且運用大量西方主流媒體對俄羅斯發生的事件的報道的新聞學案例,直觀展示了西方對于俄羅斯的成見和偏見,探究西方關于俄國的消極觀念的產生及其根源。

(一)深入考察俄羅斯與西方道路歧異及其根源

作者認為,俄羅斯與西方分道揚鑣始于宗教大分裂(1054年),甚至再前推到查理大帝被封為全西方的皇帝(800年)、與拜占庭皇帝爭奪羅馬皇帝職位和修改基督教儀軌時,而俄國繼承了拜占庭的衣缽[6]。假如988年弗拉基米爾大公接受的是羅馬天主教而不是東正教,就沒有人懷疑俄羅斯是否屬于歐洲。如果將宗教理解為古代的“軟實力”工具,就能理解東西方教會之間、拜占庭與神圣羅馬帝國之間對抗的重大性[7]。

此外,十字軍東征圍困了拜占庭,導致皇帝出走,“拉丁人和拜占庭人的內戰在希臘人心靈中種下了痛苦的屈辱感”[8]。利用拜占庭敗亡之機,天主教會和神圣羅馬帝國否認希臘-拜占庭文明給基督教文化、科學和藝術帶來的一切,而且事后篡改分裂史。教皇和天主教會高級官員銷毀并篡改文件,以便洗白西方,將責任轉嫁給拜占庭。當君士坦丁堡即將陷落時,大批拜占庭知識分子移居意大利,成為歐洲文藝復興的源頭。在教會大分裂之后,西方無恥偽造歷史,試圖將分裂的責任轉嫁給東方教會。西方還杜撰《君士坦丁御賜教產諭》,鞏固教皇對東方教會的權力[9]。

此外,韃靼-蒙古征服的近200年時間也造成俄羅斯與西歐的隔閡。

(二)對西方恐俄癥做了梳理

作者對西方主要大國如法國、英國、德國、美國的恐俄癥進行了梳理。

法國恐俄癥具有理論高度。在法國,關于俄國擴張的神話的產生,源于路易十五時期偽造的“彼得大帝遺囑”。而關于俄國的亞洲式專制的神話則出現于啟蒙時代,孟德斯鳩提出,得到狄德羅和復辟時代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基佐和托克維爾)的支持。1812年,在對俄國發起軍事行動之前,拿破侖訂制了一本關于俄國的宣傳之作,讓西方了解俄國政權的恐怖:

【“最絕對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權”、“亞洲特點多于歐洲特點”[10]。】

書中還附上偽造的《彼得大帝遺囑》供公眾評判,引發巨大反響,這部精心偽造的文獻成為恐俄癥的巔峰,成為19世紀恐俄癥宣言。奧地利外交官西吉茲蒙德·馮·赫爾伯斯泰因曾于1517年到1527年間多次前往俄國旅行,撰寫《莫斯科公國札記》。由于作者的權威性和該書多次再版,該書引發了關于“俄國暴政”問題的辯論[11]。

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馬布里神父對俄國態度變化巨大。法國神父、天文學家讓·奧特萊奇的《1761年西伯利亞旅行記》充滿偏見[12]。1835年,托克維爾出版的代表作《美國的民主》,成為自由主義和當代自由民主制的《圣經》,該書認為奴性是俄國一切活動的基礎。1843年,阿斯托爾福·德·古斯丁伯爵的旅行記《俄國在1839年》出版,法國的恐俄癥達到高峰。到20世紀末,該書再版幾十次,被譯成英語、德語、丹麥語、意大利語、俄語等出版,堪稱是“恐俄癥的《圣經》”。德·古斯丁深信,只有俄國改宗天主教才能移植歐洲文明[13]。

英國的恐俄癥乃是一種“帝國控”。英國對世界性恐俄癥的形成貢獻巨大。英國的恐俄癥也出現于1815年之后。一方面,英國的恐俄癥具有地緣政治特征,早在工業革命之初,英國就將俄國視為覬覦世界統治地位的強國。此外,英國爆發恐俄癥的原因也在于英國政黨對選民選票的爭奪:英國的政黨批評政府對俄政策軟弱。從19世紀20年代起,英國的帝國主義者在英國媒體散布新聞:沙皇企圖無度擴張,威脅英國在地中海、中亞、印度和中國的利益。英、俄爭奪中亞的“大牌局”就這樣爆發了[14]。

在濃重的反俄氛圍中,布萊姆·斯托克創作了反俄小說《德古拉》。小說綜合了19世紀末英國社會所有的強迫癥思想、恐懼,講述瓦拉幾亞的德古拉伯爵的野心。吸血鬼德古拉試圖征服慈悲、無辜的英國。多數研究者認為,德古拉是邪惡的俄國天才的化身,其靈感來自伊凡雷帝的形象[15]。英國的恐俄癥并未達到法國那樣的教義高度,但其效力和創意彌補了理論滯后性,超越了知識界的范圍,令報刊服從自己,磨練了“軟實力”技巧[16]。

德國的恐俄癥。德國的恐俄癥直到19世紀末才出現,但是德國人很快就補上了缺課。德國恐俄癥發端于德國人對文化、民族和民族國家的特殊觀點,這種視角逐漸在浪漫主義思想和理想主義思想中形成[17]。弗里德里希·拉采爾將生態學原理運用到人類社會,為德國帝國主義奠定基礎。拉采爾正是“生存空間”概念的始作俑者,后來,這種思想被泛日耳曼主義者和納粹分子嚴重曲解[18]。20世紀初,在德國積極宣傳恐俄癥的是史學家和政論家:西奧多·希曼、保羅·羅爾巴赫、馬克斯·林茨、弗里德里希·梅因涅克、漢斯·戴爾布魯克。弗里德里希·梅因涅克提出了“斯拉夫人的動物屬性”的論題。據他看來,俄國由于在種族、語言和宗教方面的混雜性,堪稱是一個真正的世界主義帝國[19]。卡爾·豪斯霍夫的地緣政治理論也被希特勒采用。希特勒利用豪斯霍夫的“生存空間”理論,重提“東進”戰略[20]。

1945年,蘇聯占領了德國東部領土,在這種條件下,德國的恐俄癥被迫深藏地下。但是,從1946年“冷戰”爆發之后,尤其是從20世紀60年代后,恐俄癥以反共主義的形式重又活躍[21]。恩斯特·諾爾特的著作《大時代的法西斯主義》比較了名為“法蘭西運動”的法國民族主義運動、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相似之處,認為這三種極右派別都肇始于反共主義運動,這是歐洲三種法西斯主義出現的首要原因之一;法西斯主義是針對布爾什維克革命和西方民主制的雙重反應;貶低俄國在戰勝法西斯方面的作用,等等[22]。這本書對于歐洲的史學影響很大。

美國的恐俄癥是法國的自由-民主主義恐俄癥、英國的帝國主義恐俄癥和德國恐俄癥三者的動態合成物[23]。在厭惡俄國方面,美國比其他國家走得更遠。美國繼承了法國的一些哲學原則:自由、民主和人權;從英國繼承了一些戰略;從德國繼承了大眾傳播技術,以及同強敵(蘇維埃布爾什維克)作斗爭的意識形態動機。美國的恐俄癥肇始于1945年以后,在整個“冷戰”期間不斷發展,從20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逐漸變成80年代與極權主義作斗爭的命題[24]。

布熱津斯基對于美國人的對俄觀念影響很大,是一個堅定的反俄主義者,曾提議肢解俄國[25]。

20世紀90年代初,由于互聯網和新信息技術的發展、社會各界對軍事入侵比較反感,美國抓住有利時機,提出“軟實力”概念,后又提出“巧實力”概念[26]。美國的反俄游說集團數量巨大、能量強大,親俄勢力卻幾乎并不存在——盡管美國有幾百萬俄羅斯移民。每當俄—美關系稍有接近,“軍方鷹派”和東歐民族主義者就會聯合反對。美國反俄主要體現在:將俄國視為美國的擴張對手,俄國“亙古不變的威權制度”、踐踏出版自由和人權,俄國人的能源訛詐等等[27]。此外,普京政府懲治寡頭的舉措遭到西方的輿論攻擊:“霍多爾科夫斯基案”和“別列佐夫斯基案”成為反俄大辯論的論據[28]。

三、恐俄癥的手法

歧視俄國的最簡單辦法,是選擇特定詞匯。在報道烏克蘭沖突時,可以談“好戰的頓巴斯分裂派”,或“反烏克蘭的反抗者”,還可以談“俄國吞并克里米亞”,也可以說是“克里米亞收歸俄國母親掌中”[29]。

認知變異的另一個方法,是精心選擇信息源:偏好一些信息源而無視另一些信息源。在這種情況下,提供的材料似乎非常客觀。這種方法可以徹底改變文本的基調,創作出一篇令敵對方具有負面色彩的文章,或者相反,對于需要以有利的方式展示的一方就賦予其正面色彩。

梵·迪克認為選擇某一信息源對于刻畫現實來說會產生的影響:

1.強調我們的優點和善舉;

2.強調對方的缺點和惡行;

3.弱化我們自身的缺點和惡行;

4.令對方的優點和善行最小化[30]。

第三種非常普遍的方法,是歪曲實際,胡亂選取一些事實,歪曲事實,混淆事件爆發的起始點,歪曲因果關系。

作者證實,瑞士的學校公然禁止招聘住在瑞士的俄羅斯人擔任中學教師,“因為恐俄癥并不僅僅是某種激情的表現,這首先是一種力量關系和政權屬性的表達。也不是對其觀點的消極展示,甚至也不僅僅是一連串思想和陳詞濫調的刻板印象,這也是——而且首先是——一種積極的、有意識的敵視立場。恐俄癥幾乎等同于種族主義:貶辱‘他者’,便于主宰之。正由于此,“恐俄癥乃是一種西方現象”。反俄的陳詞濫調已經成為專門學科[31]。

因為“西方自身以動機不良的標尺看待俄羅斯,因而永遠不會擺脫對俄羅斯的刻板印象和成見”。對俄羅斯的仇恨變成了一種分析方法,成為看待俄羅斯的標準,當成一個舒適的枕頭,確保那些釘在其上的人能夠獲得學術成就和新聞成就”。

另一方面,作者也認為,仇俄人士絕非同一個腔調說話,也絕不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大眾。最尖銳的批評確實是來自美國,但美國人中也有另外一些批評家,他們會批評前者。由此,美國并沒有針對俄羅斯的陰謀——就如俄羅斯沒有針對美國的陰謀一樣。

四、西方政府和媒體推行雙重標準

作者證實,對于一些重大事件,西方政治家和媒體有意歪曲事實,顛倒黑白。如,關于2014年的烏克蘭事件。在整個2014年,西方政治家和報刊反復強調:烏克蘭所發生的一切,過錯都只在于俄國。實際上,俄羅斯只是對不希望發生、也無法預見的事件作出被動回應。

2002年7月1日23點35分,巴什基爾航空公司的飛機與DHL公司的飛機相撞,很快西方媒體充斥著具有反俄潛臺詞的新聞。發表了一整套針對俄羅斯的陳詞濫調:俄羅斯飛行員不太懂英語;未對塔臺指令應答;俄羅斯飛機質量不可靠,缺乏安全系統,服務差;由于資金不足,未能檢查發動機和客艙狀況;飛行員的職業水平低下;因為領取低薪,飛行員兼職開出租車,上班時就很疲憊,甚至處于醉酒狀態;而巴什基爾航空公司是俄國黑手黨控制的……

實際上,情況恰恰相反:俄羅斯飛行員的英語非常流利;飛機起飛前做過精心檢查,狀況良好;調查表明,飛機發生碰撞是由于瑞士航空公司Skyguide的塔臺失誤導致:當天夜里,在地面塔臺只有一名工作人員,自動安全照明系統(STCA)被切斷[32]。

2004年9月1日,車臣分裂武裝劫持了別斯蘭第一中學。西方媒體對俄羅斯做了許多歪曲事實的報道,將一切都歸咎于俄羅斯政府。媒體不曾對受害者表示同情,卻對分裂武裝用了很多善意詞匯,有媒體甚至將普京比作墨索里尼。2004年9月,美國“新美國世紀”項目撰寫了一封《致各國領導人、歐盟政府、北約最高領導機構的公開信》,公開信由115位政治家和知識界領導人簽名,譴責俄羅斯政府[33]。

關于2008年俄-格戰爭,西方媒體第一時間就對俄發起宣傳攻擊,認為是俄羅斯挑起的侵略行動。如,布熱津斯基稱:俄國進攻格魯吉亞堪比1941年蘇聯攻擊芬蘭之舉,與1968年蘇軍開入捷克斯洛伐克相提并論,還有人則將其與1938年蘇臺德區危機相比。而作者采信了海迪·塔利亞維尼領導下的中立機構的調查報告:戰爭是由格魯吉亞挑起的[34]。

在索契冬奧會舉行(2014年2月)前不久,對俄羅斯的批評達到頂點。西方報刊對索契冬奧會的組織工作吹毛求疵,專注于報道關于索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瑕疵,以及俄羅斯對性少數派的“迫害”[35]。

2014年烏克蘭危機使西方對俄羅斯的惡感達到頂點。作者寫道:烏克蘭危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西方對俄羅斯態度的惡化。“一切都錯在俄羅斯”這個句子成為歐洲和美國的社論作者、專家、政治家和大學研究人員喜歡的口頭禪[36]。

作者多次將俄國發生的事件與其他時空條件下的類似事件進行類比,鮮明、犀利地揭示出西方的雙重標準及其偽善性:如果在“9·11”事件的第二天,所有外國媒體都要求布什總統允許本·拉登政治避難,美國報刊會有什么表現?或者,如果在1993年雙子塔的第一次遭恐怖襲擊,美國對恐怖分子采取嚴厲措施時,所有外國媒體說美國是恐怖分子的同謀,美國報刊會怎么樣?115人公開信中絲毫沒有提及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美國采取的限制自由的措施。這些措施在藐視公民自由方面,絲毫不遜于俄羅斯對恐怖分子所采取的措施。關于關塔那摩監獄的問題,該怎么說?美國國家安全局經常竊聽公民的私人談話,又該怎么說?

為什么歐洲的安全就應該比俄羅斯的安全更重要?為什么在烏克蘭危機中,親歐洲的、烏克蘭西部的人的觀點比親俄的、烏克蘭東部的人的意見分量重?為什么歐洲的利益應該凌駕于俄羅斯之上?為什么新聞學的倫理規范(批判性視角,研究對立面的觀點)只適用于克里姆林宮、而從不用于基輔?

為什么西方報刊經常發布俄羅斯破壞人權的信息,而關于美國非法竊聽私人電話通話卻只字未提?為什么對瑞典政府以不使用避孕套這樣的借口迫害朱利安·阿桑奇的問題不做評價?

為什么認為,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搞公投是踐踏國際法,而歐洲批準科索沃分離就并不是?

當俄羅斯決定收復克里米亞時,西方抬高了批評的調門;而當1991年西方肢解南斯拉夫時,卻不置一詞。難道說,在人權的天平上,頓巴斯和克里米亞的俄語居民比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分量輕?或者,我們再舉阿布哈茲人和南奧塞梯人為例:當1989年和1992年格魯吉亞人宰割他們的時候,他們的生命權要少于科索沃人嗎?

武裝入侵和占領利比亞、阿富汗、伊拉克、中美洲共和國、馬里,我們從中獲得了什么好處?要知道,因此而導致的混沌和不幸只是更多一些。那些“被解放民族”得到和平了嗎?為什么沒有人討論這些問題,卻指責普京支持頓巴斯的暴亂分子?

在談到俄國的女權組織“造反貓咪”(Pussy Riot)或阿列克謝·納瓦爾尼時,西方媒體那么認真捍衛人權,卻一次也不曾提到,烏克蘭軍隊射殺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平民已經違反了《日內瓦公約》,犯下戰爭罪。

俄羅斯的擴張主義是歷史事實,而歐洲的擴張主義難道不是事實?是誰在近年來擴張更多,是歐盟(北約)還是俄羅斯?是的,俄羅斯確實有限制公民自由和控制媒體的趨勢。可是為什么不承認西方資金幫助一些親西方、反政府派別的出版社、組織和“智庫”?這種資助行為是合法的嗎?如果合法,為什么對此緘口不提?

為什么,比如說在涉及俄羅斯時,我們不再體會到對死難者的哀慟、忘記對主人的熱情好客表示感謝?為什么所有媒體不等驗證事實、對照各方觀點、研究各種資料來源就異口同聲地抹黑俄羅斯?[37]

諸如此類的詰問都是作者對西方媒體和政府的尖銳的道義拷問。

五、吉-梅坦著作的啟示

吉-梅坦的著作從西方人的角度,深刻挖掘、揭示出西方政界和媒體在對待包括俄羅斯在內的非西方世界的有意無意的偏見和成見,也表明西方的政治-意識形態及其價值觀方面的偽善性。對類似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認識角度,有助于深化我們對國際政治現實的認識。

西方對俄羅斯的歧視和偏見源于西方自身。美國史學家馬丁·馬利亞(Martin Malia)的著作《西方眼中的俄羅斯》(Russia Under Western Eyes)指出,俄羅斯曾被斥罵或抬高,都是源于歐洲內部的問題、恐懼和希望,由于自身矛盾和危機而導致的對俄雙重態度,其例證是:西方對20世紀徘徊在東方的這個紅色幽靈愛憎參半。換句話說,俄羅斯妨礙了歐洲對自身和周圍世界所持的觀念[38]。

在與西方的對抗中,俄羅斯表現出了針鋒相對、絕不屈服的意志,在俄羅斯國內外贏得民意和喝彩,但其具體效果如何,值得深入總結。俄羅斯-西方艱難、曲折的關系,導致俄羅斯的反美主義、反西方主義較為盛行。應該說,西方“恐俄癥”并不純然源于流傳的人造神話:歷史上的俄羅斯表現出的驚人的殖民能力、其漫長的集權歷史等的確令人生畏。俄羅斯學者科日諾夫曾談及:

【“不能說西方是一頭狡猾的狼,而俄羅斯似乎是一只善良的綿羊”,俄羅斯“也曾像征服過全世界的西方一樣行事”。】

科日諾夫還指出:俄國最深刻的思想家都既不是西方派,也不是民族主義者,他們明白:無論是西方還是俄羅斯,都既有善也有惡,既有真話也有謊言,既有美也有丑[39]。就如該書的序言所寫,西方恐俄癥“并非一條單行道”[40]。與俄羅斯相比,歷史上的中國更多的是西方殖民擴張的受害者。

西方抹黑俄羅斯、對其污名化,當然應予正名;而如果俄羅斯也還以牙眼,再將西方抹黑、或污名化,同樣并不可取。俄羅斯應該正視、反思自身的缺點和消極問題,并將其與西方對俄羅斯的污蔑、抹黑部分區分開來。

西方媒體對俄羅斯有著明確政策(盡管作者強調,美國對俄并無陰謀),其實質在于:如果火車準點到達,車站值班員就會將鐘表的指針前撥,讓所有人都以為火車晚點了。如果事實與反俄成見不符,這些報刊的表現就像威廉·倫道夫·赫斯特(“黃色新聞”鼻祖)的報紙一樣:攝影師弗·雷明頓被派去哈瓦那拍攝戰爭場景,之后他請求回來,因為哈瓦那沒有戰爭。“不,請留在那里”,赫斯特打斷他:“您要做的事情是拍攝,戰爭由我來搞!”幾周之后,果然爆發了戰爭[41]。

吉-梅坦強調,“本研究無論為何都并非為了反對西方。理解西方仇恨俄羅斯的根源,絕不意味著要否定諸如民主、自由和人權這樣一些文明成就……也并不意味著對普京政府有任何興奮之情。批評西方的不恰當政策,絕不等同于為俄羅斯的失策開脫。”本書旨在考察“西方與俄羅斯之間復雜的關系發展史,向千千萬萬俄羅斯人致意,在25年里他們試圖在本國建設民主制——但并非外部輸入的民主制,而是從內部贏得的民主制;恢復被私有化進程摧毀了的經濟;令其未來變得可能:這種未來也不應是外國強加的,而是俄羅斯歷史本身的延續”。應該說,這種中立、客觀的態度是可取的,也能夠讓該書的觀點更有說服力。作者的目的是要化解西方和俄羅斯之間的隔閡,在平等的基礎上,將俄羅斯納入、吸收到歐洲國家共同體中:

【“西方并不僅僅是美國和歐洲——就如戴高樂將軍所說,甚至也不僅僅是從葡萄牙到烏拉爾的廣大土地——不,西方從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42]】

西方對俄羅斯的種種偏見、成見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中國(作者在書中多次提及關于中國的具體案例)。一方面,中國學者、媒體乃至普通人應該避免接受來自西方的二手偏見,通過西方的偏頗視角去看待俄羅斯,從而得出與西方趨同的認識。考慮到西方的話語強勢地位,這也是一個重大課題。

另一方面,西方政界和媒體對中國也有各種偏見、成見,誤導了西方的民意,導致西方社會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惡感。中國需要批判甚至回擊“恐華癥”——就如俄羅斯批判、回擊恐俄癥一樣。吉-梅坦在其著作中指出,西方談論中國的套路也與談論俄羅斯類似:

【“90%的文章講的都是中國的環境問題和破壞人權問題,從而就造成一種印象:中國是一個下流社會,生活著15億沒有權利的中國人,經常遭受各種凌辱。但是,在西方媒體上談論腐敗、破壞人權等問題的,只是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非政府組織人士,他們只占中國國民的0.01%。無疑,他們也會寫真相,他們的觀點也應該重視;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其余99.99%的國民的想法,我們如何能夠理解中國?”[43]】

吉-梅坦的案例表明,正直的外國作者的發聲,顯然能夠比俄羅斯作者更好地回擊西方的反俄言論;但他們也不可站在完全袒護俄羅斯的立場上,同樣走向偏頗,喪失客觀性和說服力。同理,外國作者的言論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確立中國的正面形象,回擊西方恐華癥,但也不宜以政府之力揠苗助長,而應通過長期的文化交流,培育知華、友華人士,為中國與西方建立友好關系奠定基礎。

注釋:

[1]Екатерина II pro et contra.https://rusidea.org/25111904.

[2]〔蘇〕格列科夫、雅庫博夫斯基著,余大鈞譯:《金帳汗國興衰史》,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3頁。

[3]《Именем Сталина》,радиостанция 《Эхо Москвы》 от 23 мая 2009г.

[4]Александр ЦипкоНам нужна правда о себе//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газета,5 мая2006.

[5]Вадим Кожинов,Россия.Век XX (1939-1964),http://www.situation.ru/app/rs/lib/kozhinov2/kozhinov212.htm.

[6]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 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135.

[7]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C.139-C.141.

[8]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 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154.

[9]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148-C.150.

[10]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 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183.

[11]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188-C.189.

[12]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 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203.

[13]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208-C.212.

[14]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233-C.237.

[15]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252-C.256.

[16]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260-C.261.

[17]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265-C.268.

[18]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270-C.272.

[19]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278-C.280.

[20]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281-C.284.

[21]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 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286-C.287.

[22]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288-C.292.

[23]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312-C.313.

[24]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323-C.325.

[25]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331-C.336.

[26]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337-C.339.

[27]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343-C.348.

[28]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348-C.351.

[29]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365-C.369.

[30]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369-C.375.

[31]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376-C.385.

[32]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51-C.55.

[33]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 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55-C.74.

[34]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74-C.83.

[35]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83-C.89.

[36]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90-C.110.

[37]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111-C.114.

[38]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128-C.131.

[39]П.Ульяшов.Вадим Кожинов в диалогах,беседах,интервью 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М.,2005г.,C.282.

[40]П.Ульяшов.Вадим Кожинов в диалогах,беседах,интервью 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М.,2005г.,C.10.

[41]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125-C.126.

[42]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 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21.

[43]Ги Меттан;Запад-Россия:тысячелетняявойна,М.:Паулсен,2016г.,C.369-C.370.

【侯艾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本文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9期,授權察網發布】

「贊同、支持、鼓勵!」

察網 CWZG.CN

感謝您的支持!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維護費用及作者稿費。
我們會更加努力地創作來回饋您!
如考慮對我們進行捐贈,請點擊這里

使用微信掃描二維碼完成支付

原標題:俄羅斯批判西方恐俄癥及其啟示——以《俄羅斯與西方的千年大戰》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