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知識產權壟斷的新表現及其實質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確立為發達國家知識產權國際壟斷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知識產權壟斷成為資本主義壟斷的新特征。該壟斷的形式多樣,包括專利壟斷、著作權壟斷、申遺壟斷、商業秘密壟斷、植物基因開發壟斷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知識產權國際壟斷不僅違反了法律、推卸了企業社會責任、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還違背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知識產權壟斷的實質在于從發展中國家攫取高額壟斷利潤,掠奪社會財富,限制甚至扼殺發展中國家的科技創新,最終遏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甚至生存。面對這一問題,發展中國家應采取積極措施有效應對。

資本主義知識產權壟斷的新表現及其實質

問題的提出

近些年,在實踐層面,知識產權領域的反壟斷成為一種趨勢,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開展了大量的針對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反壟斷調查,如2013年中國啟動了首起知識產權反壟斷調查案件——華為訴美國IDC公司知識產權壟斷案,以IDC公司敗訴告終;僅2015年一年中國涉及跨國公司的知識產權反壟斷重點案件,就包括了高通、交互數字、Virgo、日立金屬、杜比、微軟、利樂、毅力科創等跨國公司。表面上看,這些案件都是法律層面的個案,但透過個案的表象會發現,知識產權壟斷正不斷成為資本主義國際壟斷的新形式,只有認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所實施的知識產權壟斷的形式、趨勢、實質等,才能在法律和經濟領域有效抵制壟斷,提升本國經濟效率,建立公平公正的國際競爭環境,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在理論層面,對于知識產權壟斷的論述有很多,如后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麥克·哈特和安東尼·奈格爾(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提出了發達國家通過申遺等實現對人類公共資源的壟斷;喬治·戈登(George Gordon)等認為,在知識產權制度的實施過程中,發達國家對知識產權的濫用成為一種現實和趨勢;赫伯特·J.霍文坎普(Herbert J. Hovenkamp)等提出了在知識產權法中確立反壟斷原則的價值和意義;布林克·林賽和史提芬·特雷斯(Brink Lindsey,Steven Teles)指出發達國家現在的版權和專利法更像是知識產權壟斷,對知識產權的過度保護成為創新及其擴散的障礙;烏格·帕咖洛(Ugo Pagano)指出,“知識壟斷資本主義”(intellectual monopoly capitalism)是21世紀資本主義的一個新的壟斷競爭形態,其核心特征是在全球或一定區域內對知識的壟斷;由于私有知識產權的壟斷和公共知識投資的缺乏,其對創新的激勵和推動作用越來越小。中國學者對此也有諸多研究,如馬傳兵等提出了發達國家以知識產權為代表的無形資本表現出擴張的趨勢;伍靜等提出,知識社會中存在知識壟斷和知識霸權的危險,知識壟斷是資本主義國家壟斷的新形式;馮曉青等通過對美國高通公司知識產權壟斷的分析,提出了我國公司應對“高通模式”的策略。可以看出,已有研究主要包含兩類:一類是從法律角度研究知識產權壟斷的法律規制,旨在完善制度設計;另一類是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角度提出知識產權領域存在的壟斷,試圖探尋這一壟斷形式的新特征。

知識產權壟斷屬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知識產權法、反壟斷法的交叉課題,因此,在認清資本主義壟斷的發展規律和趨勢的基礎上,如何與我國的經濟現實與法律實踐相結合,是這一課題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運用資本主義壟斷理論,結合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律制度,對當前發達國家知識產權國際壟斷的形成基礎、形式、實質等進行研究。通過研究,首先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知識產權壟斷作出了明確界定,是“以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名義所實施的濫用知識產權的行為”。在此基礎上,一方面探索和揭示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趨勢,為發展中國家認清并切實抵制壟斷提供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尋求發展中國家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有效路徑,對中國知識產權戰略的實施、完善《關于濫用知識產權的反壟斷指南》提供現實借鑒。此外,本文還試圖改變以往教學中將資本主義壟斷與現實的反壟斷法相割裂的做法,將抽象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與社會經濟與法律實踐有效結合,實現理論對實踐的有效指導和合理解釋,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程教學提供有益借鑒。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知識產權壟斷的實現基礎

1.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知識產權壟斷奠定了技術基礎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成為繼土地、資本、勞動力之后的又一重要生產要素,出現了知識價值的權利化和知識產權的資本化。以美國為例,1977—2001年間,美國GDP中版權產業的增速高達7%,是美國同期GDP平均增長率的2倍多。基于高新技術的發展,以技術為依托的知識產權數量呈現出幾何級數增長的趨勢,并大量占據核心領域,使得發達國家知識產權壟斷成為可能。基于對知識產權的主導,發達國家擁有了全球價值鏈的利益主導權。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壟斷企業控制了全世界80%的專利和技術轉讓及絕大部分國際知名商標,并據此獲得了大量收益。據美國國家科學理事會于2018年1月發布的《2018年科學工程技術指標》數據顯示,2016年全球知識產權跨境許可收入總規模達到2720億美元,其中,美國是最大出口國,知識產權出口額占全球總量高達45%,歐盟占24%,日本占14%,而中國占比不足千分之五。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中國對外支付知識產權使用費由2001年的19億美元攀升至2017年的286億美元,知識產權跨境交易的逆差超過200億美元,同期美國對外許可知識產權每年凈收入都接近或超過800億美元。可以說,知識經濟時代為發達國家實現知識產權壟斷奠定了技術基礎。

2.經濟全球化為發達國家實現知識產權壟斷提供了經濟條件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進入了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水平分工逐漸取代國際垂直分工,這種分工以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為前提,以跨國界生產組織為核心,以全球化生產體系的形成和建立為標志,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不斷攀升,知識產權滲透到國際貿易的各個領域,同時,知識產權貿易成為國際貿易的新形式。尤其是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框架下,將知識產權與貨物、服務并列為國際貿易的三大客體,知識產權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在不斷加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的統計顯示,世界各國以專利技術交易為主的知識產權貿易額1965年為20億美元,1975年達110億美元,1985年達500億美元,1995年達2500億美元,2000年達6500億美元。知識產權成為發達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引擎,知識產權作為非關稅壁壘的主要形式之一,為發達國家實現對發展中國家的壟斷提供了重要支撐。

3.世界范圍內知識產權制度體系的形成為知識產權壟斷提供了制度基礎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知識產權制度形成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知識產權國內法律制度體系。在19世紀末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已經走出國門、跨越國界,逐漸發展成為世界性的知識產權公約,1883年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886年的《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1891年的《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1891年的《制止商品來源的虛假或欺騙性標志馬德里協定》等的出現,標志著世界性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初步形成。20世紀中葉,隨著知識產權類型的增加,知識產權國際公約也隨之逐步完備,《世界版權公約》《為商標注冊目的而使用的商品與服務國際分類的尼斯協定》《保護原產地名稱及其國際注冊里斯本協定》《保護表演者、錄音制品制作者和廣播組織公約》《建立外觀設計國際分類洛加諾協定》《專利合作條約》《國際專利分類斯特拉斯堡協定》《建立商標圖形要素國際分類維也納協定》《播送由人造衛星傳播載有節目信號布魯塞爾公約》《避免對版權提成費重復征稅馬德里多邊公約》等公約逐步建立。尤其是1994年《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簽訂,標志著世界范圍內完備的知識產權制度體系的形成,其核心是在法律層面確立了知識產權與貿易掛鉤的屬性。從成員國來看,其數量不斷增加,影響范圍也不斷擴大,已經大大超越當年《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等的締約國數量和范圍,成為真正的世界性的公約。從此,發達國家利用知識產權制度主宰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知識產權壟斷的表現形式

近年來,發達國家通過跨國公司這一知識產權壟斷的主體屢屢在發展中國家通過知識產權策略,濫用其因擁有知識產權而獲得的市場支配地位,排擠競爭對手,損害消費者福利,危及發展中國家民族企業的發展。

1.利用專利形成壟斷

一是發達國家濫用專利申請權。對于明顯不具備授予知識產權條件的公知技術、知識設計等提起專利申請,其意圖在于占用某項知識技術成果,借以實現對相關市場的壟斷或者排擠其他競爭者的目的。這種行為主要是利用一些專利只進行形式審查的制度設計,將屬于公有領域的公共知識或者公知技術設計納入私有權利范疇,從而制造了大量的垃圾專利和問題專利;但與此同時,專利權人利用其獲得的專利權,限制他人使用這一公知技術或設計,從而阻礙了社會公眾使用技術的自由。例如,美國微軟公司申請了一項關于“雙擊”動作的專利申請,具體描述為“一定時間內通過硬件按鈕使應用程序運行的方法,具體動作包括單擊、雙擊或拖拽等”,2004年4月獲得了美國的專利授權。再如,1997年亞馬遜申請了“一鍵下單”專利申請,1999年獲得美國專利授權,但因其“不具備顯著性”遭到了歐盟等國的反對,被稱為是“知識產權圈子里又一個瘋狂的案例”。

二是發達國家利用其技術地位在專利實施中采取不正當壟斷措施。包括:使用費與專利產品的銷售沒有合理的關聯,對貿易的限制超出了專利的范圍,要求購買非專利物品,強制性的一攬子許可,要求被許可人放棄再出售許可證的權利,限制銷售用專利方法制造的非專利產品,限制銷售之后的再銷售,對專利產品的再銷售指定最低價格等。專利許可定價中也存在諸多濫用行為,如跟蹤定價、歧視性定價、過高定價、延期定價等。美國高通公司就是上述做法的典型代表,高通公司長期對中國實施專利壟斷,行為包括以整機作為計算許可費的基礎、將標準必要專利與非標準必要專利捆綁許可、要求被許可人進行免費反許可、對過期專利繼續收費、將專利許可與銷售芯片進行捆綁、拒絕對芯片生產企業進行專利許可以及在專利許可和芯片銷售中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條件等。為此,高通公司總裁多次到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和改革委員會接受反壟斷調查。通過不正當的壟斷行為,發達國家獲取了巨額壟斷利潤,并逐步控制發展中國家的核心技術領域。

三是利用專利技術聯盟遏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通過專利池等方式,以協議或者其他方式建立技術聯盟,實現聯盟內企業相互之間或者特定主體之間的技術許可,而對于聯盟外的企業使用專利池的技術,則要支付高額的專利使用費,以此排擠技術聯盟之外的其他競爭對手。盡管專利池的發展是適應了經濟全球化的需求而產生的技術聯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缺乏掌握專利基礎技術,加之專利池進入技術的審查全部是由發達國家的評估機構所控制,導致專利池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壁壘。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利用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不完備,利用專利池對發展中國家實施壟斷。

2.通過申遺實現壟斷

申遺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保護不論屬于哪國人民的罕見且無法替代的財產,對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考慮到部分文化或自然遺產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而需作為全人類世界遺產的一部分加以保護。其宗旨在于促進各國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合作,合理保護和恢復全人類共同的遺產。但是隨著西方發達國家的擴張,不斷強化在文化領域的壟斷地位,逐步通過申遺的方式將人類的公共文化遺產資源據為己有。如韓國在成功申報端午祭之后,又提出將中醫改為韓醫申報世界遺產,以看似合法的知識產權制度形式侵占了人類公共的文化資源和財富;與此同時,申遺所帶來的好處被權力和資本所獨占,普通民眾的利益反而受到損害。在有些時候,申遺甚至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現其侵略目的的有力工具。如2013年,日本沖繩石垣市要求日本政府將釣魚島列入申請世界自然遺產名單,搞所謂登島調查,其實質不過是企圖利用申遺制度制造占島事實。

3.通過制定國際標準實施壟斷

在國際競爭中,誰掌控了技術標準,誰就在市場上占據了主導地位。為了強有力地控制市場,發達國家借助技術標準聯盟通過技術標準戰略制定“游戲規則”,通過獨占國際行業標準的做法實現壟斷。一方面,跨國公司憑借專利技術標準的強制功能,不合理地限制發展中國家相關產品或服務進入其國內市場;另一方面,通過排擠打壓的做法限制發展中國家參與制定專利技術標準。為了實現獨占技術標準,發達國家以國家名義開展法定標準的制定,并鼓勵處于技術領先地位的企業、企業集團制定事實標準。以5G標準制定為例,中國華為的5G標準被美國全面圍堵。一方面,美國將華為視為國家安全威脅,特朗普政府明確表示,不希望看到華為及其中國同行主導電信設備行業;另一方面,美國政府通過扶持壟斷企業來圍堵外國公司,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否決了博通公司收購高通公司的提議,認為這筆交易可能導致高通研發支出減少,降低高通在5G開發上的影響力。其結果是美國獲取了該領域的壟斷權,這就意味著電子信息企業使用美國高通的定制標準,必須繳納專利授權費用,否則會面臨專利訴訟以及罰款。

4.通過著作權實現壟斷

發達國家對于著作權的壟斷有多種表現。一種情形是,發達國家運用現代知識產權制度,對發展中國家的文化遺產進行大肆掠奪。如中國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花木蘭》被美國翻拍成動畫片,通過電影作品著作權的形式獲得知識產權保護,攫取了大量的收益,而并未向中國支付相應的作品使用費,且嚴重侵犯了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拍攝權、保護作品完整權等。另一種情形是,發達國家通過著作權的形式壟斷計算機軟件的源代碼,微軟公司就是壟斷的典型。經過若干年的反壟斷訴訟等斗爭,開放源代碼才逐步啟動。

5.以保護商業秘密為名限制國際人才合理流動

一方面,發達國家以知識產權制度的合法外衣,以保護商業秘密的名義限制人才向發展中國家的合理流動。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針對發展中國家采取了一系列防御遏制措施,其中一個重要體現就是通過立法、司法等手段,以侵犯知識產權、商業秘密為由不斷向有意愿到發展中國家工作的人才提起刑事指控。以經濟間諜罪為例,2014年3月美國司法部公布的22個經濟間諜案中有19個涉及華人或中國企業,占同期案件的85%。這一做法依賴美國的立法做支撐,美國《經濟間諜法》對商業秘密的認定標準極為寬泛,只要信息所有人已采取合理措施保護此信息的秘密性,或該信息具有現實或潛在的獨立經濟價值,尚未被一般公眾所知悉或公眾尚不能利用合法方式進行確認、取得的,即構成商業秘密。據此,現實中很難找到不能被解釋為商業秘密的技術和信息。在案件偵查過程中,該法還授權聯邦調查局和企業聯合設置圈套搜集證據和誘捕。2012年,美國又頒布了《商業秘密盜竊澄清法》《外國經濟間諜懲罰加重法》,進一步擴大其商業秘密保護的范圍,加重經濟間諜罪的懲罰力度。

通過類似的系列做法,限制國際人才的合理流動,實現對高層次人才的壟斷。而另一方面,發達國家通過各種手段招攬發展中國家的人才,如日本通過購買、吞并外國企業或公司,將被購買或吞并的企業或公司里的人才據為己有。

6.通過植物基因的開發實現壟斷

在1983年世界糧農組織制定的《植物基因資源的國際條約》中,明確規定了有關基因材料的采集、保護與提供的基本原則:“植物基因資源作為全人類的共同財產應該在全球范圍內無償提供給各國研究人員。”這一看似公正客觀中立的制度,導致的結果卻是:發展中國家無償提供寶貴的生物基因資源,發達國家利用這些資源,依靠其雄厚的資金和技術優勢進行研究開發,所獲得的知識成果則作為知識產權加以保護,并在進一步的市場化中謀取豐厚的壟斷利潤。可以看出,在現行的知識產權制度下,某些知識產權保護規則被淪為發達國家掠奪發展中國家的工具。

除上述方式外,發達國家還通過濫用商標權、植物新品種權、原產地名稱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等實現壟斷。此外,發達國家還經常濫用知識產權執法程序,打擊競爭對手、謀求非法利益。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知識產權壟斷的非正當性

1.以知識產權保護的名義實施違法行為

知識產權制度是鼓勵創新、促進科學技術進步的重要制度支撐,但其同時存在著負面效應,如保護期限過長而阻礙了某些行業的發展、過于強調知識產權人的私權利而忽略了社會公共利益。基于此,應進行制度優化以消解該制度的負效應。但是,發達國家在制度調整中,不斷強化其先發優勢,加大壟斷的力度,并不斷運用制度空間延長知識產權保護的期限,維持其在諸多領域的絕對優勢。如美國醫藥行業的幾家跨國公司,利用其領先地位,在世界各國大量申請專利,壟斷醫藥行業。與此同時,枉顧各國專利技術內容詳盡公開的授權要求,極力對專利的核心技術特征進行保密,違反了專利授權的基本法律要求,長期壓制發展中國家醫藥行業的技術進步。同時,發達國家利用其在市場上的支配地位,制定壟斷價格,使得發展中國家社會公眾的公共健康等得不到專利的惠及。

2.違背了建立知識產權制度的初衷

競爭和創新是開放競爭市場的必要特征,鼓勵競爭和創新是知識產權制度的應有之義。正如世界上第一部正式而完整的專利法——1623年英國國會通過并頒布的《壟斷法》(Statute of Monopolies)中所描述的,“專利權人不得違反法律,不能抬高物價以損害國家、破壞貿易或造成一般的不方便”。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是維護人類的共同利益,服務全人類的進步和福祉,促進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以促進消費者福利和資源的有效分配為基本目標,知識產權制度通過鼓勵企業投資開發新產品、新技術來促進競爭,而不是將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淪為少數壟斷者謀取利益的工具,更不是發達國家壓制別國發展維護一國私利的工具。

但事實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上述做法已經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初衷,跨國企業依靠其產業引領和技術優勢,將知識產權制度作為壟斷者牟利的工具。這里之所以說是壟斷者,而非社會大眾,是因為真正的社會大眾并未成為壟斷利潤的獲取者,而大量的壟斷利潤都被跨國企業、大財團等持有和獨占,并以壟斷資本主義國家作為其后盾和強力支撐。如1950年到1962年間,美國72%的重大技術突破是政府資助的。為了支持計算機產業發展,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發投入從1976年不足2億美元增長到1995年的9.6億美元,而這些資助所形成的成果的知識產權最終多歸屬壟斷企業所有。

3.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壟斷組織違反了企業社會責任

遵守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已成為發達國家的共識,為此,發達國家和聯合國已制定了多種針對人權、勞工、環境等方面的規范標準,尤其是將國際貿易與企業社會責任捆綁,使其常成為發達國家指責發展中國家勞工問題嚴重的借口。但在知識產權領域,發達國家卻鮮有企業社會責任的約束性規范,即使有聯合國的規范,也極力規避。如聯合國企業社會責任“全球協議”中針對環境保護要求“公司主動增加對環保所承擔的責任,鼓勵無害環境科技的發展與推廣”。而西方發達國家大量的跨國公司違反企業社會責任,對于發展中國家實施先進技術封鎖,利用知識產權保護,構筑專利防御體系,維持其行業壟斷,同時大量輸出落后的技術,造成了環境污染的跨國轉嫁。

4.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壟斷組織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維護其私利

眾所周知,在保護知識產權人私權利的同時,要兼顧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以實現二者的平衡。為了獲取知識產權壟斷所產生的巨額利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限擴張知識產權保護的外延,傾向于保護大資本大企業的利益而忽略甚至褫奪社會公眾的利益,如美國英特爾公司意欲阻止其他企業對inside一詞在商標中的使用,美國總統特朗普甚至意欲阻止世界各國對Trump一詞的商標注冊,1999年美國網購巨頭亞馬遜把“一鍵下單”申請為專利,2004年微軟把鼠標“雙擊”這一公共知識也申請為專利等。很顯然,這是美國政府和大企業意欲通過知識產權的名義阻止社會公眾對社會公共資源的使用,維護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內的壟斷地位。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知識產權壟斷的實質

1.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重要途徑

壟斷資本的實質在于獲取壟斷利潤,知識產權壟斷也不例外。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司憑借其在知識產權創造中的優勢地位,一方面強推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另一方面設置知識產權網絡獨占知識產權,并借助于這種獨占地位通過知識產權的實施獲得超過平均利潤的高額利潤。壟斷利潤得以形成,關鍵在于知識產權壟斷組織在科技和生產流通等領域的決定性作用以及獨占地位。其形成阻礙了知識產權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壟斷組織與非壟斷組織之間的自由流動,限制了知識產權領域平均利潤的形成,從而使得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能夠長期獲取大大超過平均利潤的壟斷利潤。

高額壟斷利潤的獲取主要集中在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與掠奪。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發達國家在其國內逐步采取嚴格的制度和措施反對知識產權濫用和壟斷。如歐盟委員會1996年頒布了《技術轉讓規章》、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1995年聯合發布了《知識產權許可的反壟斷指南》、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1999年頒布了《專利和技術秘密許可協議中的反壟斷指導方針》。而對于發展中國家則利用其制度空缺實施知識產權壟斷,如利用反壟斷制度的不足,實施知識產權濫用行為;利用司法制度的不完備,為知識產權濫用行為尋求司法庇護。

2.制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甚至生存的策略選擇

在國家戰略層面,發達國家直接以國家的名義,通過貿易+知識產權的聯合策略打壓發展中國家,并借知識產權對發展中國家施加經濟、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壓力。在企業層面,跨國公司憑借其強大的壟斷優勢和競爭優勢,在獲取知識產權所帶來的巨額壟斷利潤的同時,卻給東道國帶來了一系列的負效應,如抑制東道國民族企業的發展,對東道國關系國計民生的核心領域技術發展進行牽制和阻礙等。以中美為例。一方面,美國通過貿易戰的方式對中國實施技術封鎖、遏制中國核心領域的發展。如自2001年起對高科技產品出口許可證實行重新審查,超級電腦、高科技電信設備、半導體設備以及尖端機械工具幾乎完全停止了對中國出口。2018年美國通過對進口中國高性能醫療器械、生物醫藥、新材料、農機裝備、工業機器人、信息技術、航空產品、高鐵裝備等領域產品實施高額關稅,限制中國這些領域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美國實施所謂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策略制約中國的科技發展。美國反復運用“特殊301條款”、TRIPS爭端解決機制等不斷遏制中國發展,甚至動用國家立法機器尋求法律工具遏制中國的技術發展,如美國2018年7月公布的《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中,要求禁止美國聯邦政府機構使用華為和中興通訊提供的“存在風險的技術”,美國情報官員稱這些技術可能被用作中國的間諜工具。美國在《2017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中也有過類似的禁令,其針對的對象是俄羅斯反病毒公司卡巴斯基實驗室。美國2018年8月《外國投資風險審查更新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的出臺,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保護美國科技研發領域的知識和關鍵技術不會被其他國家因收購或投資美國公司而輕易獲取,而焦點則鎖定了中國。可以看出,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壟斷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經濟層面,而是借知識產權的名義實施對發展中國家的遏制。

這一點從30多年來中美知識產權關系的發展軌跡看得更為清晰。中國改革開放40年,知識產權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單個制度到體系化系統化的制度進步;完善了知識產權司法和行政保護機制,實現了對各國主體的國民待遇原則,完善了對知識產權侵權的民事、行政和刑事制裁的多元化處理機制,完善了知識產權糾紛的解決程序,建立了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和法庭……中國嚴格依法保護知識產權。而美國枉顧中國的現實與進步,對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指責一以貫之。1986年,當中國剛開始著手建立知識產權制度時,美國就要求中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1989年,將中國列入美國貿易法“特殊301條款”規定的“重點觀察國家”名單;1991年,將中國列入所謂“對美國知識產權沒有給予充分保護的重點國家”;1992年,中美雙方簽署了《關于保護知識產權的諒解備忘錄》;1994年,美國再次將中國列入“重點調查國家”;1995年,中國承諾按照《有效保護及實施知識產權的行動計劃》進行版權保護和海關保護;1996年,美國仍將中國列為“重點國家”;2004年,美國“特殊301報告”指責中國“缺乏知識產權保護和實施”;2005年,對中國進行所謂“非周期性”審議,以評估實施情況;2006年,美國“特殊301報告”“重點觀察名單”列舉了中國實施知識產權的問題;2007年,美國啟動了TRIPS爭端解決程序……回顧和總結美國30多年來的做法,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并非為了促進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進步,而是利用其所掌控的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馬首,以知識產權保護的名義打壓異軍突起的中國;這絕非美國的短期策略,而是長期堅持的對華政策;絕非從事實出發進行的行為選擇,而是以美國的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美國罔顧事實一味堅持指責中國,恰恰暴露出了其政策的出發點和實質所在:在鞏固其知識產權壟斷所帶來的既得利益的同時,利用知識產權的名義遏制中國的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

3.發達國家實現貿易保護主義和擺脫經濟困境的重要工具

知識產權制度保護創新已經成為一種共識,知識產權制度在鼓勵創新、促進技術進步、保護消費者福利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時,通過經濟發展史與知識產權制度史的比較,我們發現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知識產權制度的幾個發展高潮期與發達國家經濟困境期表現出了時間上的吻合,當然,這不是時間上的巧合,而是知識產權制度從其一產生就被發達國家所利用并不時被濫用,被當作擺脫經濟困境、實現經濟擴張的重要工具。

知識產權制度一產生,質疑之聲不絕,其主要理由就是知識產權制度阻礙了自由經濟的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貿易保護和實現壟斷的工具。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盡管英國、法國、美國、荷蘭、奧地利、俄羅斯、普魯士、西班牙等國家先后建立了知識產權制度,但一直就有各種對專利制度的反對之聲,他們認為專利制度破壞了自由資本主義階段所奉行的自由貿易政策,限制了競爭,荷蘭、德國、瑞士、法國等國因此弱化甚至曾經一度廢止了已經頒布的《專利法》。而政客和律師作為主導者,堅持認為“專利制度和關稅一樣,具有保護國內產業的目的”,英國專利法的出臺就是自由主義與皇室壟斷之間斗爭與妥協的典型例證。

直到19世紀70年代,社會公眾要求廢除專利法的運動仍是頻發,在幾乎取得勝利的關鍵時刻,1873年在歐洲爆發經濟危機,出現了第一次世界性大蕭條,各國紛紛采取關稅等貿易壁壘措施,知識產權與關稅一樣,在貿易保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反專利運動迅速轉入低潮并幾乎銷聲匿跡,但是對知識產權制度缺陷的質疑之聲卻持續存在。值得關注的是,以《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為代表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開始出現,它與歐洲擺脫經濟危機在時間上的一致性,雖不能說是巧合,卻恰恰顯現了資本主義國家將知識產權制度作為擺脫本國經濟危機的重要工具。在這一時期,面對著國內經濟蕭條,一方面壟斷資本在國內實施壟斷,大肆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因此19世紀末20世紀初反壟斷法等法律制度在發達國家率先建立;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將知識產權作為其實現國際壟斷的重要工具支撐,當然,這必須仰仗于法定權利的名義。因此,這一時期世界性的知識產權公約開始產生。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達國家先后陷入經濟滯脹期,為了擺脫滯脹的局面,發達國家再次選擇了知識產權制度作為國際壟斷的工具。當然,同樣需要制度的名義作為支撐。因此,這一時期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如雨后春筍般大量出現,1952—1979年間,《世界版權公約》等十多部公約相繼問世,國際范圍內的知識產權協調制度成為發達國家之間相互制約和在發展中國家拓展權利范圍的制度依據。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1994年《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誕生。借助這一協定,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成為最大贏家,利用其在國際貿易中的優勢地位和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實現了將國際貿易與知識產權的制度捆綁。可以看出,以知識產權制度實現資本主義貿易保護和國際壟斷終于不再是爭議,而成為現實的制度存在,并廣泛被美國等發達國家所利用。從此,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以知識產權為抓手再次獲得了國際貿易的主導權。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對發達國家知識產權壟斷的歷史進行梳理,只是為了揭示發達國家曾經和當前利用知識產權制度進行壟斷的史實,而不是質疑知識產權制度本身,更不是否定對知識產權合法權利的保護。

發達國家將知識產權作為其擺脫經濟困境的重要工具,不僅僅是歷史事實,更具有現實例證。2018年以知識產權為導火索的中美貿易戰打響,再次驗證了這一觀點。2008年至今,美國國債增速幾乎達到了美國GDP增速的4倍;僅2018年2月,美國國債就增長了2150億美元,相當于希臘2017年的GDP;截至2018年8月27日,美國的政府債務總額已經超過了21.4萬億美元,且仍在不斷快速增加。美國全國商業經濟協會(NABE)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半數接受調查的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經濟將于2019年底至2020年初陷入衰退,三分之二的經濟學家預測美國經濟將在2020年底前衰退。面對著債務危機和經濟衰退,美國再次拿起了知識產權作為擺脫困境和轉嫁危機的工具,以知識產權的名義打響了中美貿易戰。美國最初針對中興公司發起責難,似乎是一起典型的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其后轉而放棄對中興的獨家制裁,在《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和《外國投資風險審查更新法案》中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所有外國投資實施審查和限制。此外,美國大規模實施關稅壁壘實現貿易保護,明確提出了美國利益優先等國際關系的原則,這些做法都旨在擺脫和轉嫁本國經濟危機。

對中國的啟示

發達國家所實施的知識產權壟斷,我們在認清現狀、趨勢和實質的同時,必須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

一方面,貫徹落實創新發展理念,謀劃實施知識產權強國戰略,促進科技創新。充分認識科技創新在經濟發展和人類社會進步中的重要作用,認識到科技創新在國際競爭中的引擎地位。在此基礎上,采取系列措施促進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包括持續加大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改善科技創新資源的有效配置,鼓勵科技創新,提升科技成果的產出量;進一步完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相關法律政策,進一步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持續推進知識產權領域的改革,完善知識產權權益分配機制,加強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管理、服務等方面的工作;擴大科技領域的國際合作,在世界范圍內建立科技資源開放共享的新理念,建立科技成果交流合作的新秩序,促進科技成果在全球范圍內的合理流動,確立我國在知識產權和科技領域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加強創新創業教育,提升勞動者的創新能力。

另一方面,適應國際競爭的需求,加快國內立法的進程,積極參與世界知識產權規則制定。制定和完善我國的《商業秘密法》《反壟斷法》《專利法》等基礎性法律制度,加快完善新領域新業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設,制定和完善知識產權反壟斷指南等規范,充分保護知識產權,有效防范和抵制發達國家知識產權壟斷;適應建立國際知識產權新秩序的需求,加強知識產權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在維護經濟和社會安全的基礎上,協調處理知識產權專有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積極參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框架下的多邊雙邊事務,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知識產權國際合作,逐步實現國際知識產權規則的開放包容及平衡有效,在知識產權領域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參考文獻:

[1]呂明瑜:《知識產權壟斷的法律控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

[2]王先林:《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3]張文祥:《區域壟斷資本主義研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年。

[4]李琮:《當代國際壟斷:巨型跨國公司綜論》,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7年。

[5]〔美〕吉斯特:《美國壟斷史:帝國的締造者和他們的敵人》,傅浩、錢鋼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

[6]朱亞坤:《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及對考茨基的批判——兼論當今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3期。

【楊云霞,西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陜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本文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三期,微信公眾號“馬克思主義研究”首發,授權察網發布】

「贊同、支持、鼓勵!」

察網 CWZG.CN

感謝您的支持!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維護費用及作者稿費。
我們會更加努力地創作來回饋您!
如考慮對我們進行捐贈,請點擊這里

使用微信掃描二維碼完成支付

原標題:資本主義知識產權壟斷的新表現及其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