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抗美援朝戰爭的四個錯誤認識

抗美援朝戰爭不但完全實現了軍事戰略上的預想, 而且由于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 一改近代以來, 中國倍受欺凌屈辱的歷史, “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中華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難道這是心理上的勝利嗎?這場戰爭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生產積極性, 從而不但有力地保證了志愿軍取得戰場的勝利, 而且按預定計劃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 并開始了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 難道這是心理上的勝利嗎?抗美援朝戰爭鞏固了新中國人民民主政權, 安定了中國的社會秩序, 難道這是心理上的勝利嗎?美國軍方人員說:對美國人來說“朝鮮戰爭則是完完全全的軍事失敗。”“一個世界公認最強大的國家的陸海空三軍聯合立體作戰, 卻沒能打過一個貧窮國家裝備原始的陸軍。……而且輸的很慘。這是我們美國軍隊和美國國家永遠的恥辱和瘡疤。”難道這是中國心理上的勝利嗎?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 國內有的學者公開發表文章, 全盤否定抗美援朝戰爭, 主要指向是否定毛澤東。最具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篇文章, 一是發表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0年10月號, 后收入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一書的《論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 (以下簡稱為《是非和得失》) , 二是發表在《炎黃春秋》2013年第9期的《中國在朝鮮戰爭問題上的教訓》 (以下簡稱為《教訓》) , 三是發表在《炎黃春秋》2013年第12期的《抗美援朝的得與失》 (以下簡稱為《得與失》, 后兩篇文章是同一作者, 并在其中一篇文章中申明用了《是非和得失》的材料。以下將此兩篇文章作者稱為“兩文作者”) 。這三篇文章有一個總觀點, 即認為抗美援朝戰爭是錯誤的, 是毛澤東推行世界革命的產物, 有如下四個基本觀點:

(一) 朝鮮戰爭是由于毛澤東的支持而打起來的;

(二) 決策出兵抗美援朝是毛澤東為了推行世界革命;

(三) 毛澤東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

(四)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 很大程度是心理上的, 等等。

那么, 抗美援朝戰爭確如上述文章所說的這個樣子嗎?事實勝于雄辯, 我們來看看事實吧。

關于抗美援朝戰爭的四個錯誤認識

一、朝鮮戰爭爆發與毛澤東有關系嗎?

“兩文作者”在《教訓》一文中說,

【“金日成南下是斯大林同意在先, 但他又把決定權交給了中國。只要中國稍微具備一點獨立自主精神, 不完全‘一邊倒’, 跟著別人的指揮棒轉, 就有充分的理由, 用委婉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可是毛澤東一條也沒提。”

在《得與失》一文中又說:

【“正是由于毛澤東具有強烈的推進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情懷, 所以中國革命剛一勝利就積極支持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毛澤東由于堅持仍然處于戰爭與革命時代這一過時的錯誤判斷, 以在亞洲推進革命為己任, 決心在朝鮮戰場上狠狠打擊美國, 這就決定了他必然要進行抗美援朝。因此可以說, 朝鮮戰爭是由于毛澤東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線而打起來的。”

在1994年俄羅斯公布蘇聯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以前, 西方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者中有人認為, 朝鮮戰爭的爆發是斯大林、毛澤東和金日成合謀的產物。在俄羅斯公布蘇聯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以后, 再見不到西方學者有這種說法了。國內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者中, 除了“兩文作者”外, 未見其他學者有這種說法, 即便是對抗美援朝戰爭持否定態度的學者也未見有這種說法。“兩文作者”的這種說法可謂一個“獨創”。那么“兩文作者”的這種說法是事實嗎?暫不論毛澤東是否“具有強烈的推進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情懷”, 先說朝鮮戰爭的爆發, 能與毛澤東扯上關系嗎?

了解朝鮮戰爭的人, 幾乎都清楚, 朝鮮戰爭的爆發, 有其歷史必然性及復雜動因:

首先,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蘇兩國以三八線為界將朝鮮一分為二, 分別在朝鮮三八線以南或以北接受日軍投降和實施占領, 就此埋下了朝鮮戰爭爆發的最初禍根。

第二, 美蘇兩國在朝鮮問題上的對立和斗爭, 造成朝鮮南北分裂和對立, 構成了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原因。

第三, 朝鮮半島南北兩個政府成立后, 在如何實現統一和統一于誰的問題上的斗爭, 是導致朝鮮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

第四, 1949年以來朝鮮南方不斷在三八線地區進行武裝挑釁, 是朝鮮戰爭爆發的導火索。據朝鮮北方的統計, 1949年1月至12月, 朝鮮南方在三八線上進行軍事挑釁共計1836次。1進入1950年, 朝鮮半島局勢更加緊張, 火藥味越來越濃, 一場內戰已不可避免。面對日趨緊張的局勢, 朝鮮半島北方進一步加強了軍事準備。同年1月, 朝鮮勞動黨和政府根據變化著的半島局勢, 考慮如何盡快實現國家統一的方式問題, 并要求蘇聯政府給予支持。4月, 金日成、樸憲永等朝鮮領導人訪問蘇聯, 斯大林同意了朝鮮領導人對局勢的分析和準備以軍事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設想。隨后, 金日成、樸憲永又根據斯大林的要求, 于5月中旬訪問中國, 向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通報了他們與斯大林會談的情況。1950年6月25日晨, 三八線上長期小規模的武裝沖突和摩擦, 終于發生質變, 朝鮮實現統一問題的大規模內戰全面爆發。

如此看來, 朝鮮戰爭的爆發與毛澤東沒有必然關系, 無論毛澤東對斯大林與金日成會商決定了的事同意與否, 戰爭遲早都要爆發。那么毛澤東是否“積極支持”金日成南下呢?

歷史檔案材料已表明, 在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和樸憲永來到北京, 向毛澤東和周恩來通報他們與斯大林會商的結果之前, 毛澤東對他們會商的情況一無所知。毛澤東得知金日成通報他與斯大林會商決定了的事情之后, 第一反映是表示懷疑, 因此由周恩來通過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向斯大林求證, 在獲得斯大林的證實后, 毛澤東表示同意金日成與斯大林會商決定的事情。金日成并沒有告訴毛澤東將于何時采取行動, 直至朝鮮戰爭爆發后最初幾天, 中國方面也未得到朝鮮和蘇聯方面的任何通報, 而是從外電報道中得到消息。這至少說明兩點。其一, 毛澤東并不是“積極支持”金日成南下, 而是無奈表示同意, 也根本談不上什么“具有強烈的推進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情懷”;其二, 金日成向毛澤東通報他與斯大林會商決定的事, 只是按斯大林的要求走了一下程序, 而對毛澤東表示同意與否, 并未認真當回事。“兩文作者”在《教訓》一文中也說明了這一點。

“兩文作者”說, 毛澤東可以有多種理由不同意斯大林與金日成會商決定的事情, “可是毛澤東一條也沒提”。這也是“兩文作者”毫無道理的指責。其一, 金日成統一朝鮮的行動, 雖與中國相關, 但這畢竟是朝鮮的事, 而不是中國的事, 毛澤東憑什么要推翻斯大林與金日成會商決定了的事情?其二, 金日成向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明確表示了, “莫斯科已經滿足了他的一切要求, 給了他所需的一切援助”, 不需要中國提供任何援助。2那么, 毛澤東憑什么要推翻斯大林與金日成會商決定了的事情?其三, 中蘇兩國已締結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中蘇兩國是盟國, 蘇聯已決定的事情, 毛澤東憑什么要推翻?

從以上事實和分析, 不難看出, “兩文作者”將朝鮮戰爭爆發的責任歸結到毛澤東身上, 純屬是對毛澤東的“欲加之罪”。

關于抗美援朝戰爭的四個錯誤認識

二、決策出兵抗美援朝是毛澤東為了推行世界革命嗎?

“兩文作者”在《教訓》一文中說:

【“在決定抗美援朝的同時, 毛澤東卻提出了‘保家衛國’的口號, 其實這只是為了說服和動員全國人民的一種策略手段。”“毛澤東是為了推進世界革命, 為了解放全朝鮮, 讓中國軍民做出重大的犧牲。”

《是非和得失》一文將毛澤東決策出兵抗美援朝的動機和目的歸結為如下三點:“把美帝國主義作為直接對手的革命情結, 對社會主義陣營承擔的國際主義責任, 特別是保護新中國安全和主權的領袖意識”。這里雖對第三點加了“特別”二字, 但作者真正強調的是“中國領導人已經站在了亞洲革命領導者的崗位上”, “更為重要的因素———國際主義的責任和義務”, “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識形態”。

分析一下抗美援朝決策過程, 以上觀點便不攻自破。

中共中央為什么決策出兵抗美援朝, 當然是多種因素決定的, 但起決定性的因素無過以下三條:

第一條, 直接原因。就是朝鮮勞動黨中央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于1950年10月1日, 以金日成和樸憲永聯名致函毛澤東的形式, 請求中國直接出兵援助。正是因為有了朝鮮的請求, 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才在10月2日、4日、5日三個下午召開三次會議, 研究討論援助朝鮮問題, 5日下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統一了認識, 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戰略決策。

第二條, 根本原因。就是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這是最核心、最本質的原因。古今中外, 任何國家的最高決策層, 在作出重大戰略決策時, 無不首先考慮維護本國家的根本利益。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抗美援朝, 當然也不例外。 (一) 3維護國家主權。美國武裝干涉朝鮮內戰的同時, 就命令其海軍第7艦隊侵入臺灣海峽, 侵占了中國領土臺灣, 干涉中國內政, 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 中國對此不能沒有反應, 當時除了抗議、聲討之外, 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已經考慮可能要被迫同美國打一仗。用周恩來的話說, 就是“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 給了我們新的課題:支援朝鮮人民, 推遲解放臺灣。”4 (二) 5保衛東北地區的國防安全。美國投入朝鮮戰爭的空軍飛機于1950年8月27日起, 即不斷轟炸掃射中國東北邊境地區城鎮、鄉村, 9月底10月初其地面部隊準備越過三八線向中朝邊境推進, 嚴重威脅中國東北地區安全。故周恩來說:

【“這是敵人把火燒到了我們的大門口, 并非我們惹火燒身。”6

 (三) 7維護東北地區經濟建設。東北是全國解放最早的地區, 東北地區的經濟恢復和建設在全國具有領先地位和示范作用。1950年10月24日, 周恩來在一個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

【“中朝是唇齒之邦, 唇亡則齒寒。朝鮮如果被美帝國主義壓倒, 我國東北就無法安定。我國的重工業半數在東北, 東北的工業半數在南部, 都在敵人轟炸威脅的范圍之內。”“如果美帝打到鴨綠江邊, 我們怎能安定生產。”】8

毛澤東也講過:如果中國不出兵, 讓美國壓至鴨綠江邊, 南滿電力將被控制, 沈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產。9 (四) 維護中國社會穩定。美國出兵朝鮮后, 國內各種反動勢力就活躍起來, 活動明顯猖獗。不將美國在朝鮮的氣焰打下去, 國內反動氣焰就會更加增高, 不利于新生人民政權的鞏固和社會穩定。 (五) 著眼于國家長遠建設的考慮。如果不出兵, 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 1000多公里的邊防線需要部署很多兵力, 還要改善裝備和修建機場, 隨時準備打, 與其如此, 從經濟上說, 從國家長遠建設上說, 遲打早打, 早晚要打, 晚打不如早打。

第三條, 軍事準備因素。即東北邊防軍的組建和臨戰訓練。由于毛澤東敏銳的局勢洞察和戰略遠見, 在朝鮮內戰爆發不到兩個星期, 美軍地面部隊進入朝鮮僅一個星期, 在朝鮮人民軍作戰順風順水的情況下, 中國于1950年7月7日就開始組建東北邊防軍, 以保衛東北邊防和必要時支援朝鮮人民反抗侵略。邊防軍的全部準備都是以美軍為主要作戰對象, 以朝鮮為作戰地區進行的。這為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援朝準備了必要的軍事力量。

以上三條原因, 是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決策的決定性因素。缺少這三條中的任何一條, 出兵援朝決策都難成立, 或即便出兵也不會是這種形式和這種規模。

除此, 還有三個因素, 對出兵決策也有作用。

其一, 歷史因素。抗日戰爭結束后, 美國當局站在與中國人民為敵的立場上, 出槍出錢支持蔣介石打內戰。在新中國成立后, 美國當局仍然敵視中國人民, 對新中國采取政治上顛覆、經濟上封鎖、外交上孤立、軍事上包圍的政策。但是, 這一條無論如何構成不了毛澤東要“把美帝國主義作為直接對手的革命情結”。

其二, 意識形態因素。就是朝鮮和中國同屬民主陣營大家庭一員。朝鮮有難中國有責任幫助他們。況且朝鮮是中國的友好鄰邦, 朝鮮勞動黨許多黨員和朝鮮群眾參加過中國革命戰爭, 對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做出了貢獻。唇亡齒寒, 戶破堂危。如果朝鮮不是中國的鄰邦而僅僅與中國一樣是民主陣營大家庭一員, 恐中共中央是不會作出出兵決策的。也就是說, 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抗美援朝, 有意識形態因素, 但意識形態因素絕對不是決策出兵抗美援朝的主要因素或決定性因素。

其三, 蘇聯因素。一方面中蘇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根據這個條約, 中國出兵援朝會有蘇聯作為后盾。這一點, 斯大林有明確的表示。另一方面蘇聯在對中國出兵援朝問題上確有壓力, 但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決策絕對不是蘇聯壓力的產物。在中共中央決策過程中, 斯大林曾積極建議中國出兵援朝。但在中國要求其履行出動空軍掩護中國志愿軍作戰的承諾時, 他動搖了, 說蘇聯空軍未準備好, 就是準備好了也不準備出動到朝鮮作戰, 并說, 如果沒有空軍掩護, 中國出兵困難, 也可以不出兵。當然蘇聯除不兌現出動空軍直接支援志愿軍作戰的承諾外, 中國要求的其他援助蘇聯基本滿足了。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仍“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我們采取積極政策,

【“對中國, 對朝鮮, 對東方, 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 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 則對各方都不利, 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我們認為應當參戰, 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 不參戰損害極大。”】10

歷史的因素, 意識形態因素、蘇聯因素, 這三條也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決策出兵時考慮的因素, 但都不是決策出兵的主要因素或決定性因素。

為什么出兵抗美援朝, 正如毛澤東1951年10月23日所說:

【“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 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于我國的侵略。大家都明白, 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 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 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 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 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11

也就是說, 出兵抗美援朝, 是出于維護中朝兩國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考慮, 所以叫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說抗美援朝是毛澤東為了推進世界革命, 這是某些學者為了否定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 為了詆毀毛澤東, 而完全不顧事實的妄斷。與此相反, 在西方學者的研究中卻從未見到這樣的說法, 并且美國的一些客觀學者, 在談到中國決策出兵時, 都充分肯定了中國決策出兵的合理性。最為典型的是亨利·基辛格, 在其所著的《大外交》一書中說的:

【“毛澤東有理由認為, 如果他不在朝鮮阻擋美國, 他或許將會在中國領土上和美國交戰;最起碼, 他沒有得到理由去做相反的結論。”】12

關于抗美援朝戰爭的四個錯誤認識

三、毛澤東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嗎?

《是非和得失》的作者在文中專門用一個標題說“毛澤東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 列舉的根據是引用了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中的一句話, “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是非和得失》的作者說“毛澤東在未與美國開戰之前就確定的戰略方針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消滅或驅逐美國軍隊”。這是事實嗎?

第一, 毛澤東究竟為抗美援朝戰爭設定了什么樣的軍事戰略目標?《是非和得失》的作者所說的毛澤東設定的“戰略方針”, 準確的說應是“軍事戰略目標”, 就是中國人民志愿軍參戰后, 究竟要達到一個什么樣的軍事目的。那么中國人民志愿軍參戰后, 究竟要達到什么樣的軍事目的呢?在《是非和得失》作者引述這句話的同一電報中, 毛澤東就講了兩種準備、兩種可能。毛澤東的電報說:

【“我們認為既然決定出動中國軍隊到朝鮮和美國人作戰, 第一, 就要能解決問題, 即要準備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第二, 既然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打起來 (雖然我們用的是志愿軍名義) , 就要準備美國宣布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 就要準備美國至少可能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 使用其海軍攻擊沿海地帶。”】13

這就是電報中說的兩種準備。接著毛澤東在電報中講了兩種可能:

【“在這兩個問題中, 首先的問題是中國軍隊能否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 有效地解決朝鮮問題。只要我軍能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 主要地是殲滅其第八軍 (美國的一個有戰斗力的老軍) , 則第二個問題 (美國和中國宣戰) 的嚴重性雖然依然存在, 但是, 那時的形勢就變為于革命陣線和中國都是有利的了。這就是說, 朝鮮問題既以戰勝美軍的結果而在事實上結束了 (在形式上可能還未結束, 美國可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承認朝鮮的勝利) , 那末, 即使美國已和中國公開作戰, 這個戰爭也就可能規模不會很大, 時間不會很長了。我們認為最不利的情況是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不能大量殲滅美國軍隊, 兩軍相持成為僵局, 而美國又已和中國公開進入戰爭狀態, 使中國現在已經開始的建設計劃歸于破壞, 并引起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對我們不滿 (他們很怕戰爭) 。”】 (2)

這就是電報中說的兩種可能。況且, 毛澤東這個電報沒有發出, 也沒有發給即將改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東北邊防軍。而《是非和得失》的作者硬是拋開毛澤東講的另一種可能不提, 武斷地說“毛澤東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 只能理解為該文作者是斷章取義, 別有用意。只要看到這個電報, 《是非和得失》作者的說法, 就不攻自破了。

那么, 毛澤東究竟為抗美援朝戰爭設定了什么樣的軍事戰略目標呢?根據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陳云等的有關電報、談話、講話等文獻, 中共中央的判斷和估計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 志愿軍裝備蘇聯武器并在蘇聯空軍的掩護和支援下, 協同朝鮮人民軍作戰, 有可能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隊, 從而根本解決朝鮮問題。這種可能是建立在蘇聯曾承諾出動空軍支援中國人民志愿軍作戰的基礎上的。這是最理想的結果。前述未發出的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中, 就講到了這種可能。

第二種可能, 在蘇聯不能出動空軍直接支援作戰的情況下, 但有蘇聯武器裝備援助, 志愿軍實施靈活的作戰指揮, 充分發揮自己在作戰上的戰術特長, 能夠在朝鮮堅持作戰, 能夠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區, 那么, 有可能迫使美國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毛澤東在1950年10月23日致彭德懷并告高崗的電報中, 在1950年12月3日與金日成會談中, 都談到了這種可能。1950年10月24日, 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中也談到了這種可能。

第三種可能, 盡管中國軍隊是以志愿軍名義參戰, 但美國仍可能對中國公開宣戰, 或至少以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 以其海軍攻擊中國沿海地帶, 并且支持臺灣蔣介石軍隊或美蔣軍隊聯合進攻大陸。同時, 由于志愿軍武器裝備落后, 在朝鮮不能大量殲滅美軍, 戰爭形成僵局, 影響中國整個恢復和建設計劃, 引起國內許多人不滿。這是最不利的結果。在前面引述未發出的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中, 已經講到了這種可能。

中共中央在得知蘇聯不準備出動空軍掩護志愿軍作戰后, 認為出現第一種情況的可能性很小, 基本態度是以實現第二種可能為基點, 力爭第一種可能, 力避第三種可能。

如果說毛澤東為抗美援朝戰爭設定了戰略方針, 那么1950年10月23日, 毛澤東致彭德懷并告高崗的電報中說的:

【“我們應當從穩當的基點出發, 不做辦不到的事。”“我們應當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 (1)

這才真正是毛澤東為抗美援朝戰爭設定的戰略方針, 并且是抗美援朝戰爭軍事戰略指導總的、最根本的戰略方針。整個抗美援朝戰爭的軍事戰略指導, 就是本著這個方針進行的。從這個戰略方針中不但看不出有“超越現實”的問題, 而且恰恰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 即實事求是, 一切從實際出發。

古今中外, 任何戰爭指導者在戰爭指導中, 都是努力爭取實現最好的結果, 努力避免出現最不利的局面。毛澤東指導抗美援朝戰爭當然也不例外。抗美援朝戰爭的戰略指導表明, 在經過努力后, 主客觀條件不具備實現戰爭最好結果時, 毛澤東非常及時地調整軍事戰略目標。這是極為正常, 極為“合乎邏輯”, 無可厚非的事情。抗美援朝戰爭的結果完全實現了戰略預想。《是非和得失》的作者, 完全不顧這些事實, 生生給毛澤東加上一個“罪名”———“毛澤東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 其目的、意圖已是昭然若揭、不言而喻了。

關于抗美援朝戰爭的四個錯誤認識

四、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僅僅是心理上的嗎?

《是非和得失》一文作者對抗美援朝戰爭的戰略方針 (實為軍事戰略目標) 作一個錯誤斷定, 并以此為前提進行推理, “所謂勝利, 應該是指戰爭決策者確定的戰略方針得以實現, 而毛澤東顯然沒有實現他把美國軍隊趕出朝鮮的戰略方針。”所以, 作者在文中雖然承認通常所說的抗美援朝戰爭取得的勝利, 但他的結論是“這種‘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由于他的前提是錯的, 那么由此推理而得出的結論當然也不會正確。不錯, 抗美援朝戰爭, 中國人民確實付出了重大代價, 但是, 抗美援朝戰爭不但完全實現了軍事戰略上的預想, 而且由于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 一改近代以來, 中國倍受欺凌屈辱的歷史, “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14中華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難道這是心理上的勝利嗎?這場戰爭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生產積極性, 從而不但有力地保證了志愿軍取得戰場的勝利, 而且按預定計劃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 并開始了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 難道這是心理上的勝利嗎?抗美援朝戰爭鞏固了新中國人民民主政權, 安定了中國的社會秩序, 難道這是心理上的勝利嗎?美國軍方人員說:對美國人來說“朝鮮戰爭則是完完全全的軍事失敗。”“一個世界公認最強大的國家的陸海空三軍聯合立體作戰, 卻沒能打過一個貧窮國家裝備原始的陸軍。……而且輸的很慘。這是我們美國軍隊和美國國家永遠的恥辱和瘡疤。”難道這是中國心理上的勝利嗎?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實。由此, 不難看出“兩文作者”也好, 《是非和得失》的作者也好, 為了否定抗美援朝戰爭, 為了詆毀毛澤東, 想怎么說, 就怎么說, 完全不顧歷史事實, 以期蒙騙和迷惑不了解抗美援朝戰爭歷史真相的廣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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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朝鮮人民正義的祖國解放戰爭史》, 中文本, 平壤:朝鮮外國文出版社, 1961年, 第18-19頁。

2 蘇聯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關于金日成訪華計劃致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的電報, 1950年5月12日。軍事科學院軍事圖書館藏,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編印《關于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 1996年, 第82頁。

3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43頁。

4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 第74頁。

5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 第73頁。

6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中卷, 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0年, 第252、第175頁。

7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 第252、第253頁。

8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 第555頁。

9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中譯本,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年, 第431頁。

10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 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0年, 第226頁。

11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 第226-227頁。

12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 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0年, 第298、279頁。

13 《彭德懷軍事文選》,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8年, 第445頁。

【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黨史網”,授權察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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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關于抗美援朝戰爭的四個錯誤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