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技工作者也是悲劇

第一,來自被壓迫民族的科學工作者注定有祖國,不管他自己承認還是不承認。第二,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家依然是悲劇。第三,祖國的成功,是科學工作者成功的依托,是科學無國界的真正希望。第四,在你們這些年輕的科學工作者身上,全體中國老百姓寄托了熱誠的期待,期待著你們勤奮、誠實、忠誠。

【原編者按:本文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潘維教授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工程碩士開學典禮上的演講,原標題《科學工作者的祖國》,收入作者的新著《士者弘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士者弘毅》是潘維教授繼暢銷10萬冊的《信仰人民》之后的又一思想文集,包括師友追憶、文化自覺、社會主義三部分。作者憶陳瀚笙、張培剛、浦山等學術大師,生動風趣,娓娓道來,有真性情。作者談文化與政治,則以深邃的思考、清新的史觀、直擊人心的語言探討了政學兩界關注的熱點問題:為什么大學要培養理想主義?科技工作者的國家認同有什么意義?黨如何組織社區居民辦好養小、送老等百姓最關心的事?黨政體系如何根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如何提高都市的治理能力?】

面對這么多自然科學領域的青年精英,我不知道講的話會不會對大家有益,感到非常惶恐。可我并不因此怯場,因為我不過想講出內心的一個感受,題目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

沒有什么“美國特色”或者“中國特色”的科學知識。科學沒有國界,科學知識是人類共享的。在今天,科學家經常跨國工作,成為當前人類社會里最國際化的一個群體,是全球化的先鋒隊。如此,科學工作者的祖國認同似乎應當逐漸淡化。然而,大家熟悉一句老話:“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那么,今天的科學工作者還需要祖國嗎?

一、科學工作者的國家認同

科學工作者需要祖國認同嗎?這要看你是哪個國家的科學工作者。在我們這個西方人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只要是生為中國人的科學工作者,即使自己主動想忘掉祖國,也很不容易。

我在美國讀書時有個中國大陸去的同屋,他讀材料學博士,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學生之一,是尖子里的尖子。然而,在共和國前30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艱難,是那時少見的城市貧民。他父親靠拉板車養活妻子和六個孩子,孩子里只有他一個念了大學。他赴美不久,就信了基督教,而且很快開始激烈批評自己的祖國,批評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國。他的博士論文研究陶瓷材料,那是最尖端的材料,可他畢業后卻長期找不到工作。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用我們的話說是“保密行業”,不容外國人插足。盡管他不喜歡祖國,卻也無法通過美國政府的“安全檢查”(security clearance)。后來,他給一家小公司做實驗員,掙的是在大學里當助教的工資,每小時不到十塊錢。再后來,他放棄了自己心愛的專業,轉行去做芯片工廠的質量檢查員,工資才隨著IT業水漲船高。那是種普通而平靜的美國生活,他卻永遠不會成為陶瓷材料專家了。

作為美國名牌大學的材料學博士,他若回祖國研究陶瓷材料,沒有security clearance的問題,他可以成為我國最出色的陶瓷材料專家。

不是大陸人的華人又如何呢?40年前的1964年,年輕的李文和先生離開了當時令人失望的臺灣,去美國讀博士學位。他很出色,畢業后在美國找到了工作,成為核專家,在美國能源部所屬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而且成了那里受擁戴的精英科學家之一。那是美國最高級的實驗室了。李先生認同美國,熱愛這個給了他機會和富足的新祖國。在這個新的祖國,他踢足球,喜歡野外活動,還是個好丈夫、好父親。他還經常參加學術交流活動,甚至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來中國做基礎科學的學術報告,進行學術交流。他是美國人,但畢竟也是中國人。希望在自己母國的文化圈里獲得認同和尊敬,是人之常情。他的每次北京之行,還都和美國情報機構配合,肩負了解中國核專家和核研究進展的任務,每次返回美國都向情報機構匯報。還有報道說,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國情報機構的合作者。

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因為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右派掀起了反華浪潮,其中主要的指責之一是中國竊取了美國核武器的技術。美國情報機構斷定,中國顯然已經把核彈頭微型化,而中國人不可能發明這種技術,除非是從美國偷。可他們找不到中國偷竊技術的根據。于是,華裔核科學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國情報機構邀功請賞的替罪羊。李先生并不研究武器設計。就武器設計而言,他是個外行。在1999年底,他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捕了,而且立即被開除出了他工作了20多年的實驗室,還喪失了退休金。美國聯邦調查局威脅說,如果他不“承認”為中國做間諜,就要像處死羅森伯格一樣用電椅處死他(羅森伯格夫婦1951年因向蘇聯提供美國核技術機密而被捕,1953年被雙雙處死)。李文和被關押在一個單獨的牢房,牢房沒有窗戶,燈是永遠開著的,夜里也不會熄滅。他在牢里還要戴上手銬和腳鐐,還經常挨餓。李文和自己感到,政府知道他不是間諜,也無法接觸敏感信息,所以想逼他自殺,把案子坐實。他因此早就提前聲明,自己絕不會自殺。新世紀更替的2000年元旦,他是獨自一人在囚室度過的。在被關押了九個多月之后,他終于被迫承認一些輕微的過錯,說明美國政府抓他有理,這樣才換取了出獄。他的“過錯”是什么?就是把一些數據下載到個人計算機里。那些數據是公共信息,絲毫沒有敏感性,不過代表一個程序員的正常工作,實驗室里人人都這么做。現在,李先生依然認同美國,在個人網站上發起了簽名運動,期待美國總統向他道歉,期望美國政府向他道歉,從而能賠償他失去工作的損失。然而,在他新出版的自傳里,他卻這樣寫道:

在被囚禁的無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經常想,我也許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錯誤,不該在1964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使自己淪落到了今天的局面。獄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個慘痛的結論:無論多么睿智,無論如何勤奮工作,像我一樣的亞裔,像我一樣的華裔,永遠不會被美國社會所接受,永遠是“外國人”。

是的,對美國而言,你李文和雖然是美國公民,卻是中國人。對中國呢,李文和是美國人。科學無國界,如果華裔科學家沒有祖國,他就痛苦如李文和先生,除非他不想成功,不想成為科學家。

二、在悲劇的祖國

大家可能會認同“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這種說法。我想進一步說,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工作者也是悲劇。

大前天(2月23日),《參考消息》用一整版轉載了美國《時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文章抨擊巴基斯坦的“核彈之父”卡迪爾汗。卡迪爾汗生于1936年。他11歲時,印度獨立了,祖國卻被英國分裂成了兩個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作為穆斯林的卡迪爾汗遷至巴基斯坦,但他的家鄉是印度的博帕爾。博帕爾是印度中央邦的首府。順便提到,20年前的1984年,博帕爾市發生過一起著名慘案。那里的一家美國工廠泄漏了40噸劇毒氣體,導致3150人立即死亡,5萬人失明,8萬人終身殘疾,150萬人受影響接受治療,占博帕爾市總人口的一半。1953年,卡迪爾汗17歲,去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D.J.理工學院學習,不久又去歐洲學電氣工程和冶金。他獲得博士學位后在荷蘭工作,從事原子學研究。1976年,當印度開始了原子彈項目,40歲的卡迪爾汗回國了,帶著他的核能知識。在他的領導下,巴基斯坦努力了20多年,也擁有了原子彈。1998年,巴基斯坦在印度之后進行了6次公開的地下核試驗,卡迪爾汗從此成為巴基斯坦的“核彈之父”,成為祖國教科書課文里的英雄,兩次被授予國家最高勛章。而且,巴基斯坦全國各地的卡車、公共汽車背面都印上了他的肖像,他是全國知名度最高的人,比總統的知名度還高。巴基斯坦人口與俄羅斯相當,是美國的一半,是英、法任何一個國家人口的兩倍。但美國、俄羅斯、中國、印度可以有核武器,英國、法國甚至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巴基斯坦卻遭到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制裁。卡迪爾汗大概相信,原子彈能減輕伊斯蘭世界受到的壓迫和屈辱,所以試圖向其他伊斯蘭國家出售一些核技術設備。他顯然沒有成功,美國中央情報局早就盯上他了,在他的寓所、工廠和房間里都安插了間諜,甚至收買了他最親密的助手。這就是“巴基斯坦國”。很幸運,中國不是這樣的。現在卡迪爾汗已被自己國家的政府逮捕了,而且受美國情報人員的訊問。在壓力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真相,或者編造一切美國所需要的謊言,使美國得以要挾其他國家,比如伊朗。

是的,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家也是悲劇。

三、在成功的祖國

1996年,在中關村的西北方向,矗立起了一座航天城。那里有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是僅次于美國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羅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飛行控制中心。三年前,我在網絡上讀到了一點北京航天城里的故事,很感動。1999年11月20日,中國的第一艘航天試驗飛船神舟一號從酒泉發射中心升空,飛船的一舉一動都由北京中心遙控,從點火升空到返回著陸,成千上萬條調度命令要從這里發出。任總調度的是一個北航畢業生,名字叫申勁松,當時只有26歲。神舟一號升空之日是他的26歲生日。第二天飛船返回時,他發現狀態有些不對,可他只有20秒鐘的時間做決定,而且決定的后果是巨大的。他做了決定,而且做對了。返回艙落地之時,申勁松沒了感覺,就是腿軟,汗從握緊的拳頭中流下來。到2002年神舟三號發射升空,這個1973年出生的28歲大男孩已經連任三屆總調度了。他的工資只有1300元。事實上,整個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員都是這樣的一些青年人,全部是我國自己培養的。到神舟三號升空,他們的平均年齡還不到30歲。與高能物理及原子彈不同,中國的載人航天沒有胸有成竹、滿腹經綸的專家領軍撐腰,就靠剛從學校出來的這些年輕的本科生和碩士生。

現在已經成為飛船軌道專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師大天文系的碩士畢業生,一進來就做軌道設計軟件。可飛船還在制造中,飛船數據還不明確。他對整個任務系統一無所知,而且沒有任何參考方案,沒有一個可用的程序、文檔。他拼命了,日以繼夜閱讀國外資料,希望能發現一點漏網的蛛絲馬跡,而且他用天文學知識來啟發自己的思路。他幾乎沒離開過機房,怕思路中斷就難以續上,每天靠方便面填肚子。經過半年沒日沒夜的工作,他成功了。

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這樣的例子并不少。控制軟件專家歐余軍是1995年從長沙國防科技大學畢業的,1998年開始負責遙控保障軟件的編寫。那是個決定飛船能否安全返回的關鍵性軟件,包括對飛船發送的所有指令、指令鏈和注入數據。沒有任何現成的資料可借鑒,要從零開始。中國飛船能否回得來,就全看這25歲的小伙子了。整整兩年零八個月,沒白沒黑,他把軟件做了出來。結果發現有問題,近三年的勞動成果全被推翻。他傷心得一個人躲在機房里放聲大哭。中心的領導人認為哀兵必勝,堅持不換人。只剩下幾個月了,歐余軍成了機房里的拼命三郎,不管什么時候,人們走進機房都見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像個活菩薩。任務完成了,他的身體也垮了,得了腎積水,經常疼得滿頭流汗。這時,中國第一次飛船發射開始,一切全新,誰也不是內行,有許多軟件只有他一個人會發指令。醫生和護士把他從醫院抬到指揮大廳,他邊輸液邊打鍵盤,在擔架上堅持了幾天幾夜,飛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術。

我為什么要講他們,因為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就在中關村科技園區旁邊,他們的同學、朋友在那里每個月掙萬元以上。可在航天飛行控制中心,申勁松一千多元的工資還意味著日以繼夜的辛勞,甚至一個月才能和在城里工作的妻子見一面。申勁松是這樣說的:

如果單從掙錢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外面的誘惑確實很大,但我既然干了這個,就要認認真真地干。這個機遇不是每個人都能遇上。對一個人來說,一輩子能趕上一次就非常難得了。

在這篇網絡文章之后,有個跟帖,也很有意思。跟帖的作者回憶說:

1992年畢業前,酒泉來人,希望我們這些學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并且明確說是為了宇宙飛船工作。可我們當時想的都是出國、考研,對此漠不關心。在動員大會上,許多人插科打諢,胡言亂語,嘲弄帶隊的軍官。學校也沒起正面作用,只是應付了事,找了幾個拿不到學位的差生和來自邊疆地區的學生糊弄軍隊。十年了,我們這些人出了國,成了所謂洋博士、土博士,可老實說,都是“行尸走肉”,所學所用都在為外國人牟利,而且我們的所謂“成果”在他們面前是如此的淺薄、渺小、微末。是那些當年被我們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學們真正在為祖國奉獻著,我真不知道將來見面時如何面對他們。我們是逃兵。

為中國宇宙飛船事業獻身的這群年輕人“成功”嗎?也許成功,也許不成功。也許有些將來成功,有些連將來也不算成功。我想起了我國“兩彈一星”的元勛之一任新民院士。他生于1915年,是安徽人。他在美國讀了機械工程學博士,然后去一所美國大學當講師。如果沒有新中國的建立,他也許就這樣生活下去了,過一種平靜的美國生活。1949年,像那個時期的許多留美學生一樣,34歲的任新民先生也趕回來建設新中國,為祖國出力。他很快就成為我國遠程導彈的材料專家,負責設計制造了“長征一號”,就是發射了我國第一顆衛星的那枚火箭。1985年,任先生70歲了,因為得到了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他的貢獻才為人所知。1995年,他80歲了,得到了“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在他85歲時,國家向他頒發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和“航天獎”。然而,他說,“航天事業是集體的事業,個人的作用很小,很小”。是啊,我記得其他著名的“兩彈一星”元勛也說過類似的話,而且舉出了很生動的例子。任新民院士今年90歲。在他70歲以前,沒什么人知道他的所謂“成功”。

成功的或者所謂“不成功的”,他們都獲得了成功,因為他們的祖國成功了,祖國是科學工作者們最堅強的后盾。他們推動了共和國的進步,他們與共和國一道前進。人民會忘記很多事情,但將永遠尊敬和記住這樣一群人:他們為祖國生死攸關的重大事業當了螺絲釘。這些人不屈不撓,忠貞愛國,延續了關于中華民族的偉大神話,成為我國精神遺產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們從此懂得,即便那些所謂“不成功”的科學工作者,他們與共和國重大進步聯系在一起的業績,也會博得同胞們永恒的紀念,為世世代代的中國科學工作者樹立榜樣。

四、什么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

我今天談的題目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祖國是個抽象概念,比起薪水、工作環境、雇主的名聲乃至北京戶口,祖國似乎是個虛無縹緲的概念。

然而,中國的科學界向來有愛國主義傳統。中國的科學就是為挽救國家危亡而興起的,“科學救國”是中國第一批科學工作者們的動力。我國的進步依賴科學。沒有科學,沒有現代科學精神的普及,沒有用科學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沒有普及科學精神的現代教育,就沒有我們貧弱的國家今天走向強大、富裕。祖國靠科學工作者,科學工作者背靠祖國,于是撐起了祖國這棟大廈。這大廈也給科學家們帶來榮耀。數學家陳省身和物理學家楊振寧的落葉歸根,只是這兩者之間相互依存關系的象征。世界上得到諾貝爾科學獎的人有數百人,但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分子的代表而贏得諾貝爾獎,那榮耀屬于一個在科學精神下復興的古老文明,屬于億萬中國老百姓那期待科學成就的眼睛。

什么是祖國?祖國就是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是每一個中國公民,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祖國是我們大家的家。祖國在哪里?祖國就在你面前,就在你的學位論文里,就在你的實驗室里,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就是你每天面對的同學、老師、同事。祖國的興亡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是我們每個人每天的行為積累起來的。當我們未來的科學家、工程師們去廟里算命,買飯不排隊,甚至加塞兒,那就是國家落后的原因。如果念書只是為了自己出人頭地,不惜踩著別人往上爬,就不善與人合作,就會偷懶,走歪門邪道,就抄襲、剽竊、造假數據,甚至會把國家的科研經費“洗”出來給自己買汽車和房子。這樣,我們的國家就落后,就貧困。

的確,我們的家、我們的國家,落后、貧窮,很多地方不如別人的家。在一個遍地小農的國家,我們好不容易建設起了強大的工業,實現了工業化,卻發現我們夜晚的天空沒有了閃亮的星斗,我們城市里的空氣骯臟得令人窒息,茂密的森林變成了荒原,遼闊的草原變成了黃沙。空氣臟了,水不夠了,能源枯竭了,生物多樣性正在被迅速扼殺。如此,綠色的中國變成了黃色的中國,黃色的中國又正在變成灰色的中國——到處都是扼殺生命的工業化學污染。我們終于有了充足的食物,卻沒有了可以稱為“安全”的食品。于是,工業化了,我們的國家卻還是發展中國家,看不到成為發達國家的希望。不僅如此,我們的政策不合理,給國家帶來光榮的宇航科學家卻只得到很低的工資。豈止是這樣,我們還有一些普通公民受了委屈,冤屈不能洗清,正義不得伸張。

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們全體公民,特別是肩負著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科學家、工程師們,要一起來努力,要用我們大家的手把這座房子撐住。

別人的房子再好,那是別人的家。我們的房子再破,也是我們自己的家。我們的家是我們的依托,也是我們父母和兄弟姐妹們的依托。這房子再簡陋,也能給我們遮風擋雨,給我們一份終極的歸屬感,給我們溫暖和安全。為了撐住我們的這座簡陋的房子,為了把這座簡陋的房子變成堅固舒適的廣廈,為了一個工業的而且是綠色的中國,科學工作者們要時刻準備著,準備吃虧,甚至做出犧牲,正如那些航天城里的年輕人。

我們不如人,我們承認。我們沒有必要否認。但知恥而后勇,我們勇敢,我們不屈不撓。我們如愚公移山,前赴后繼地努力,努力把國家建設成最好的家。這就是祖先留給我國精英們的忠誠精神。

忠誠是什么?忠誠是成不了一棵引人注目的茂密大樹,就成為樹底下的一粒泥土。這不是中國普通民眾所固有的精神,這是精英才有的精神。正是我國的這種精英文化孕育了我們民族的希望和未來。

“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你的國家落后、貧困,所以出色的你在外不受尊重。你的國家先進、富裕、強大,你沒有成名成家,但你永遠不敗,因為這國家的成功有你一份,你與國家共同進步。

然而,畢竟“科學無國界”啊。人們會說,你潘維講的這許多,不是狹隘民族主義嗎?不,不是。我講兩個道理。第一,中國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強。中國的進步是對全人類進步的巨大貢獻。中國的貧困落后問題解決了,人類解決第三世界貧困落后問題的能力就會有決定性的提高,全世界的貧困落后問題也就接近于解決了。第二,科學無國界,但高科技有國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封鎖高科技,以保持它們對落后民族的壓迫、剝削。中國的進步,中國的科技進步,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國界限制,就是對“科學無國界”的真正實踐,就是給全世界被壓迫、被侮辱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希望。因此,祖國的進步是中國科學工作者的神圣使命,這使命屬于世界,屬于全人類,是人類進步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今天,我講了許多,概括起來有四個內容。第一,來自被壓迫民族的科學工作者注定有祖國,不管他自己承認還是不承認。第二,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家依然是悲劇。第三,祖國的成功,是科學工作者成功的依托,是科學無國界的真正希望。第四,在你們這些年輕的科學工作者身上,全體中國老百姓寄托了熱誠的期待,期待著你們勤奮、誠實、忠誠。

五、作為結尾的四個故事

我想講四個故事來結束我的發言。至于解讀這些故事與科學工作者的關聯,那就請諸位年輕的科技精英見仁見智吧。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19世紀美國的薩克拉門托市(Sacramento)。那里是加利福尼亞州的州府,是淘金熱的中心,也是華人聚居的地方,有很多華人到那里去淘金。那里有一條大河,叫薩克拉門托河(Sacramento River),河上有橋。一天,清朝政府有位領事,是一位武官,正在過橋。他身后有兩個美國農民,或者美國礦工,也在過橋。兩人看著這個中國官員穿著清朝花花綠綠的官服,腦后拖著長辮子,很好玩,打賭這個中國外交官會不會游泳。于是兩人一使勁,就把這位官員扔進了薩克拉門托河。他不會游泳,淹死了。然后,什么也沒有發生,也不會發生什么,就像這件事從來不曾發生一樣。那個時候,中國人并不認同“中國”。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1900年。八國聯軍只有兩萬個士兵,卻打敗了中國軍隊,占領了北京城,太后逃到西安去了。結果是,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這個數字是按照當時中國戶部的人口統計得來的,也就是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賠一兩白銀。這筆錢折合成八國各自的貨幣支付。八國之中,美國“損失”(出力)較小,僅分得賠款中的7.3% ,即四億五千萬兩中的三千三百萬兩,估算為美元兩千四百五十萬元。后來,美國政府方面承認,其半數賠償要求屬于“虛報”,故將該款之近半,即一千二百萬美元,交還中國,條件是用于興辦西學。那時的一千二百萬美元是很值錢的。今天在美國買棟房子要五十萬美元;那時候,只要幾百美元。1867年,美國僅支付了七百二十萬美元就從俄國買下了阿拉斯加。國會當時還嫌貴,差點就否決了。四億五千萬兩白銀能買多少個阿拉斯加?能買46.4個。阿拉斯加比整個中國東北還大,是美國最大的黃金、石油和魚產品生產基地。庚子賠款自1902年起付,38年后的1940年付清,其間年利率為4%,總共支付了將近十億兩。在1900年之前,中國剛剛賠完日本,是甲午中日戰爭的賠款,兩億五千萬兩白銀,價值25個阿拉斯加。到了這個時候,中國人想不認同中國也難。

第三個故事大家都熟悉。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之后半個世紀,到1950年,中國軍隊把美國軍隊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了。這是中國自1840年以來打贏的第一場對外戰爭,而且是對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作戰,而且是在外國的領土上作戰。那是中華民族崛起的最明顯標志。為了別人能平等地對待自己的民族,為了一份尊嚴,這就是像任新民院士那樣的科技精英們回歸祖國的理由。

第四個,也是我要講的最后一個故事。有一位國民黨將領,從大陸敗退到臺灣后,因為是敗軍之將,不被重用了。20世紀60年代,他辭職去了南非,做點小生意過日子。那時南非與中國臺灣關系密切,都自稱是反共的堅強堡壘。與美國一樣,那時候的南非還奉行種族隔離政策,比美國還嚴格。黃種人是有色人種,在公共汽車上必須坐后排座,前排的座位屬于白種人。40年前,1964年10月17日,這位先生乘公共汽車,上車后他習慣地往車后面走。司機對他說:“你可以坐前排了,不用去后面了。”老先生非常詫異,說:“我是中國人。”司機說:“我知道,我看出來了。”老先生說:“那,我不就該坐后面?”司機說:“你沒看今天的報紙?昨天中國爆炸了原子彈。能造出原子彈的民族當然是優等民族。從今天起,中國人都可以坐前排座。”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過了一會兒,他淚流滿面地說:“這車我不坐了,我下車走路。”紅色中國為他掙來了前排座,掙來了一個民族整體的尊嚴,卻永遠斷絕了他跟著蔣介石反攻回大陸的希望,也就永遠斷絕了他回歸故鄉的希望——至少在那個時候他是這樣理解的。

是啊,認同祖國不是件簡單容易的事情,那里面摻雜著無數個人的恩恩怨怨、愛恨情仇、委屈與失望。是啊,家很丑陋,但那是我們自己的家。

潘維: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技工作者也是悲劇

「贊同、支持、鼓勵!」

察網 CWZG.CN

感謝您的支持!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維護費用及作者稿費。
我們會更加努力地創作來回饋您!
如考慮對我們進行捐贈,請點擊這里

使用微信掃描二維碼完成支付

標簽: 科技工作者

原標題:潘維: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技工作者也是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