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炳祥:政治經濟學需要一場顛覆性革命

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在其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過去長期的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我們黨有著學習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濃厚風氣與良好傳統。政治經濟學也同馬克思的整個理論體系一樣成為我們黨的根本指導思想和國家的主意識形態體。然而當今,由于種種原因,我們的思想理論陣地卻長期被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占領,使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逐漸被顛覆,失去了它本來的面貌與魅力。因此在我國,需要來一場政治經濟學的顛覆性革命,重新占領長期被西方資產階級霸占的經濟學領地,光復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使我們的思想理論重新回到真理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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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炳祥:政治經濟學需要一場顛覆性革命

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宏大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在其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當年,恩格斯這樣評價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他指出:德國共產黨的全部理論內容都是從研究政治經濟學產生的。[1]525 因為有了政治經濟學,才得以把一切唯心主義從最后的避難所趕出,對歷史領域的全部傳統觀點作了徹底否定,因而,才有了新的唯物史觀的確立。因為有了政治經濟學(特別是勞動價值理論與剩余價值學說)和新的唯物史觀,才完成了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與揚棄,才有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由此,才有了馬克思完整的理論體系。因而,學習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任何一個共產黨人都必須自覺地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作為自己的必修課,認真學好、用好。

我們黨歷來都十分重視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并且在不同時期都對此作出過創造性的歷史貢獻。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曾反復閱讀與研究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巨著《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以及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他主持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重要文獻,而且還留下了大量學習筆記與談話紀要,對我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各種問題作了富有創見的闡釋,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原理作出了卓越貢獻。同時,也為推動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帶了一個好頭,樹立了一個好的榜樣,培養了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濃厚興趣、強烈欲望、良好學風與優良傳統。

時光荏苒,逝者如斯。幾十年過去,當今的情況怎么樣呢?對此,筆者不先作結論,而只是想請讀者看看以下的基本事實。

一、被顛覆的政治經濟學

眾所周知,生產、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些是馬克政治經濟學,乃至其全部理論體系中最基本也是最簡單的科學范疇,本應是每一個社會科學工作者該有的起碼常識。然而,遺憾的是我們許多的朋友,包括一些社會科學工作者,乃至那些被稱上“家”乃至“大家”的經濟學人對此卻懂得不多,理解不深,甚至不甚了了。

生產一范疇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馬克思認為,它是政治經濟學的直接“對象”與理論研究的“出發點”。[2]18  因此,不論是以往的還是當今的經濟學家在闡述自己的學說時,都必須對此作出說明。

那么,在我國學術界到底是如何解釋這一經科學范疇呢?筆者利用現代網絡工具對此作了搜索與查詢,得到的結果是:所謂生產,就是指“將投入轉化為產出的活動,或是將生產要素進行組合以制造產品的活動。”① 這里,把生產解釋為一種“制造產品的活動”,粗一看并不覺得有什么不妥。然而須知,這里所說的“產品”,不是我們常人所理解的那種具有一定物的形式的產品即物質產品,而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產品”,即除了這種意義產品之外,還包括那些不具有物的形式的各種服務性勞動或勞務。對此,由我國著名學者夏征農與陳自立二位先生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大辭海》(經濟卷)對此作了注釋。其中指出:所謂生產,“指投入轉化為產出的過程,投入又稱為生產要素,常見的有土地、勞動、資本和原材料等。產出指產品或勞務。”② 這就是當下我國學術界對生產一范疇所作的規定或理解。這種解釋實際上只不過是把生產理解為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所說的那種提供效用的活動。

近代世界最著名的經濟學家、新古典學派創始人英國劍橋大學教授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先生認為,所謂生產,就是人通過自己的勞動改變自然物的形態或結構,使之適合自身需要與欲望的某種效用的活動。他有一句名言說:“與其說人們在生產物質,不如說是在生產效用。”③ 另外,當代全球赫赫有名的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爾·薩繆爾森在其最權威的《經濟學》教科書中也是這樣規定的。不過,他說得更具體,其中雖然沒有講到效用,但是他提到了各種形式的產品與服務。他指出:“現代經濟擁有豐富多彩的生產活動。農場使用肥料、種子、土地和勞動,將它們變成小麥和玉米。現代工廠使用能源、材料、數控機床和勞動投入,生產出拖拉機、電視機或牙膏。航空公司使用飛機、燃油、勞動,以及由計算機網絡控制的訂票系統,向旅客提供從國家的一個角落到另一個角落的快捷的旅行服務。會計事務所使用鉛筆、計算機、紙張、寫字樓,還有勞動,為客戶提供審計或納稅審報等各項服務。”④

這就是我們最常見的、也是最權威的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生產一范疇的解釋。上述可見,我國學術界對生產一范疇的理解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規定如出一轍,毫無二致。不過,筆者認為,不論是我國學術界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對生產一范疇的理解都是欠妥的,是背離馬克思的科學原理的。

第一,它們不把生產理解為物質資料的生產,而是把它理解為提供效用的活動。雖然它們其中也涉及到了物質資料的生產,但是由于它們也把各種非物質資料形式的服務囊括其中,所以,它們所說的“生產”實際上不過是提供效用的各種活動而已。筆者認為,這般理解生產是欠妥的。因為如此一來,就把“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兩個根本不同的東西給混淆了,進而也把馬克思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與資產階級庸俗的效用價值理論給混淆了。

“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范疇主要是由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的。斯密首先指出,“生產勞動”是能為資本家帶來利潤的勞動。后來,他覺得這樣規定“生產勞動”有些偏頗,于是又補充了一點,即生產勞動還是生產物質產品或商品的勞動。這樣綜合起來,斯密的所謂“生產勞動”就是那種既能為資本家帶來利潤,又能為社會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相應的,那種與此相反的,就是“非生產勞動”。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斯密的意見,將他關于“生產勞動”的二重規定作了調整,對“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作了新的規定。即“生產勞動”就是那種既能為社會生產物質產品,又能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可見,他把勞動產品的物質規定性作為“生產勞動”的第一規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如果整個過程從結果的角度,從產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勞動資料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3]205 他又指出:這是我從“物質資料生產性質本身中得出的關于生產勞動的最初定義”。[3]556 馬克思這里關于“生產勞動的最初定義”也是他關于“生產勞動”的最一般或之第一的規定,因為在這一規定之外還有另外的規定,即帶來剩余價值或利潤。而“非生產勞動”則是那種性質與之相反的勞動。具體說,就是那種既不生產物質資料、也不創造剩余價值或利潤的勞動。不論是“生產勞動”還是“非生產勞動”,其物質規定性總是之第一的或最基本的規定。

我們社會科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的一些朋友不僅把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當作生產,而且還把那種只提供服務而不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也當作生產,這在理論上除了造成“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混淆之外,還會導致馬克思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庸俗的效用價值論的混淆。

眾所周知,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即本質屬性。所謂價值,無非是凝結或物化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或活的一般人類的抽象勞動。這表明,只有物質資料生產部門的勞動,即生產勞動才能創造價值。那些非物質資料生產部門,如服務部門盡管也有勞動耗費,但是由于它們不生產物質資料,因而是非生產的,其所花費的勞動不能物化,不可凝結,所以,它不創造價值。這就是馬克思科學勞動價值論。而某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則認為,不論是物質資料生產部門的勞動還是非物質資料生產部門的勞動都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因為它們都提供了效用,滿足了人類的某種欲望與需求,并且也得到了價值實現。這就是那個人所共知的效用價值理論,這是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全不同、根本對立的。如果這種理論成立,那么,那個比這個更庸俗的要素價值論也就順理成章了。因為效用是由所有生產要素共同提供的,所以,價值也是全部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這樣一來,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與剩余價值理論就被徹底排除了,否定了。

這樣兩個混淆除了理論上的荒謬外,還給我們現實生活帶來了許多混亂。首先,最突出的就是“生產勞動”的泛化,即把那些非物質資料生產部門,如旅游與商業(其中為商品價值實現服務的部分)、科研與教育、體育與衛生、文化與藝術、銀行與保險等部門的勞動都變成了“生產勞動”,使它們的服務也變成了產品。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人們早已形成了一種嗜好或時尚,習慣于把一些非產品的東西稱作產品。如旅游公司熱衷于將旅游服務項目稱作旅游產品,銀行熱衷于將自己的理財項目稱作理財產品,保險公司熱衷于將自己的保險服務項目稱作保險產品,甚至更為奇葩的是那些專事詐騙的賊也熱衷于把他們的騙術稱作所謂的“高科技產品”,如此等等,使人啼笑皆非。其結果,使一些本來不是產業的領域變成了“產業”或“產業化”。不僅如此,再加上一些媒體的大勢炒作與推波助瀾,最終還導致了我國非生產領域的活動普遍商業化、市場化,走上了惟利是圖,甚至為富不仁、傷天害理的邪路,背離了我國社會主義公共事業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另外,由于把各種形式的非生產部門變成了“產業部門”,于是也就扭曲了我國國民收入的真實水平。現在,我們對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評估不再采用國民收入的核算方法,而是采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用的所謂國內生產總值的核算方法。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核算方法,前者只計算當年國民經濟各物質資料生產部門所生產的全部新價值(V+M),而后者則除了(V+M)之外,還要加上各物質資料生產部門所轉移過來的舊價值(C)和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所轉移過來的部分價值(P),甚至還會有大量在流通、消費領域轉移過來的勞動者必要勞動的價值(V)。顯然,這是一個偏離國民收入不知有多么遠的數。這樣,就使我們對國民經濟發展的真實水平失去了一個準確的把握,從而影響了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計劃與決策。這些年來,我國國民經濟中存在的各地區、各部門、社會再生產各環節出現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問題,這個所謂的“生產勞動”之說應該是難辭其咎。

第二,它們所說的生產的最要命的一點在于他們丟掉了生產中生產關系生產這個最重要的內容。馬克思認為,生產既包括物質資料的生產,也包括生產關系的生產,它是這二者的有機統一與融合。歷史與現實一再表明,從來沒有離開一定生產關系的所謂生產。眾所周知,凡要進行生產,人們必須首先結成一定的生產關系,并在這種生產關系的指導與保護下才能與自然發生關系,創造財富,發展社會生產力。相應的,每次生產的結果,使人們得到的不就是物質產品,而且還有人的生產關系。正是因為有了人的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才保證了社會物質資料生產的連續性與不斷更新,才保證了社會生產方式、乃至整個社會機構的的正常運轉與健康發展。相對而言,這比起物質資料的生產及生產力增長,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如果不重視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物質資料生產得再多,生產力發展再高也沒用。因為這些最終都會成為異己的、他人的。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知強調多少遍的真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這樣如此重要的原理,我們現在的許多社會科學工作者,尤其是一些被稱得上“家”乃至“大家”的經濟學人卻懂得太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

我們的一些朋友除了不懂生產之外,他們對生產力的理解也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即使有些了解,大多也只是一種概念性的,并不真正理解它的本質規定與發展規律。所謂生產力,自然就是人們在一定生產關系的指導與保護下,運用一定的物質手段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生產物質財富的一種能力。現在,人們認識生產力總是從它的構成要素方面作機械的理解,就只知道它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或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管理,更或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管理+......)×科學技術等,如此而已。

筆者認為,對生產力不能只是當作一種靜態的、孤立的東西來理解,而要或更要看到它還是一種動態的、社會的規定。比如,在協作與分工存在的條件下,除了存在一種個人的生產力之外,還會產生一種“集體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的產生。就協作而言,馬克思這樣寫道:

【“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與單個騎兵分散展開的進攻力量的總和或單個步兵散展開的抵抗力 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同樣,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 例如舉重、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在這里,結合勞動的效果要末是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末只能在長得多的時 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3]362

馬克思認為,不僅協作出生產力,而且分工也出生產力,尤其是在高科技與大協作基礎上的分工。他在《資本論》中對此曾做過深入分析,告訴人們:分工的好處首先是更有利于勞動者積累經驗,使其勞動技藝更為嫻熟、生產效率更高;其次,分工使勞動者的勞動或操作更加專業,可省去許多因操作、位置與工具的變換而節約大量時間,增加單位時間內的勞動密度;另外,分工在使勞動者更加專業化的同時也使生產工具更為專業化,其工作效能與效率得到更大提高。總之,分工不僅提高了勞動的主觀生產力,而且也提高了它的客觀生產力,成了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有效途徑。

上述可見,對生產力的確不能作簡單機械的理解,它不只是諸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且更是一種在生產實踐過程中可升華、可加強的社會力量。在協作、分工和科學技術不斷進步的情況下,生產力的各要素在運動中可從社會方面獲得巨大能量,比靜止與孤立狀態下所起的作用不知要大多少,并且還不費生產當事人的任何代價,這完全是社會對生產的一種無私的奉獻與賞賜。

另外,生產力也是人類社會發展中一種最活躍、最富生機的力量,它的發展也有自己的特點與固有規律。總的來說,不論是在古代社會還是在近現代,生產力總是循著由落后到先進、由分散到集中、由小生產到大生產等這樣一種從低級到高級的不斷升華的方向發展的。因而,先進淘汰落后、集中取代分散、大生產戰勝小生產總是生產力發展的一般規律與總的趨勢。除此之外,最根本的還是生產力能在自身的每一發展中能引起生產關系的一定程度的調整、改進與完善,乃至變革,找到與之相匹配或相適應的社會形式,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新的道路與廣闊前景。

但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許多朋友對于生產力的這些基本知識卻知之甚少,他們講發展生產力,只注重人財物方面量的投入,而不重視其生產關系的適應性。這其中,不是鼓勵和支持技術先進、集中度高的大生產,而是籠而統之地一律鼓勵、一概支持,甚至是本末倒置,喧賓奪主,搞逆淘汰,無限制地發展小私有經濟,以為“小的才是最美好的”。于是乎,小廠、小店、小作坊、小門點鋪天蓋地,像汪洋大海一般占據了我國國民經濟絕大、絕大的半壁江山。這種汪洋大海似的小私有經濟,是一種與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呈逆向發展的落后的生產方式,早就被淘汰,并且每天都在淘汰中。然而,讓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什么在我國現實條件下它卻成了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主要力量。

同時,在經營與管理方面,又很少在人與物結合的社會方式、勞動的組織形式等有關人的相互關系方面下功夫,一味地強調所謂與國際接軌,完全失去了中國特有的與社會主義的本色。

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它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怎樣理解生產關系,在學術界有“四環節說”與“三方面說”兩種意見。⑤ 不論是“四環節說”,還是“三方面說”,生產資料所有制始終是其中的核心或精髓,總是決定整個生產關系的根本前提,是事關勞動者生存與命運的決定性因素。

生產資料所有制本身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整體。從廣義上理解,它就是生產關系自身,包含著生產關系的全部內容。馬克思曾經指出:要“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4]180 其意就是如此。如果從狹義上理解,它也包含有豐富的內涵。

⑴生產資料為誰所有。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有一個法律的認定,凡握有法定所有權的人對生產資料擁有實際的或終極的所有權。生產資料的實際或終極所有權又可以體現在對生產資料的物質形式與貨幣形式這兩種形式上。

⑵所有權的具體實現形式,即生產資料的經營權為誰所有。在現代社會,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往往并不直接從事具體的經營活動,而是把它轉交給那些專門從事經營的人,這樣,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實現就與它的法定所有者發生了分離。于是,所有權就派生出了一個經營權。

⑶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相結合的社會形式。所謂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相結合的社會方式,指的就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在誰的手中“怎樣和在什么條件下結合起來的”[5]44 問題。這其實質就是生產資料的經營者與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問題。這里所謂“怎樣和在什么條件下結合”指的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是在平等、自由、自主的條件下自覺地結合,還是在非平等、非自由與非自主的條件下通過強制或暴虐的方式實現的問題。這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在實踐中的具體的與活的體現。

⑷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最終經濟實現,即產品的分配方式。產品分配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最終實現,因而分配是檢驗或衡量所有制是否真實存在的一把尺子。如果產品最終不歸或是很少歸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所有,那么,說明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發生了變故,需要作出矯正。

上述諸點,都是馬克思所有制理論中最基本的東西,遺憾的是我們的一些朋友對此卻理解得非常膚淺、非常有限。

首先,他們只注重終極所有權或法律上的所有權,而忽視其實際經營權到底歸誰的問題。現實生活中往往有大量這樣的事情發生,如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歸其法定主體所有,并且其最終的經濟實現也得到了落實,但是,生產資料經營權轉讓出去以后經營者究竟會作出些什么、給他人乃至社會帶來些什么問題卻無法預料、無法知曉。其實,不論是我們耳聞目睹的、還是各類媒體披露的大量違法犯罪的事情都是在生產資料經營權被轉讓出去以后發生的,如制毒販毒、賣淫嫖娼、藏污消脹、聚眾賭博等,不勝枚舉。這說明,僅僅抓住終極所有權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時管好經營權。無論是公有制還是非公有制都必須十分關注這個問題。

其次,就生產資料的終極所有權也是多關注其價值形式,而忽視物質形式。在我們一些朋友的意識中,認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的價值形式較之其物質形式顯得更重要或更有價值。比如,在我國理論界曾經盛極一時的所謂“不求所有,但求所值”、“不求所有,但求所得”與“不求所有,但求所獲”等種種奇談怪論就是典型的例證。再比如,我們目前對國有經濟的管理從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變成了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又進一步變成了對國有資本與國有股權的管理。這些都是只看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價值形式而忽視了其物質形式的表現。筆者認為,這是不妥的,也是非常危險的。假如發生價值革命、貨幣貶值,或者遇上金融危機、市場恐慌,那么,再多的價值也買不來機器設備,形成不了生產線,變不成企業,進而也生產不出日益豐富的物質產品。這樣,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求由誰來保障?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與發展由誰來主導?不可想象!

另外,關于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的社會方式問題。在我們的現實社會中,人們很少考慮它,他們只考慮企業是否有人經營或誰來經營的問題,至于這其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怎樣和在什么條件下結合起來”從來不過問,或極少過問,一味地強調所謂與國際接軌,完全不顧中國的國情和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于是,在我們的許多企業出現了對勞動者高強度的剝削、奴役乃至暴虐等違法的情況,并且長期得不到解決。

最后,產品分配問題。時下,人們談分配只是就分配談分配,從不涉及所有制問題,以為分配與此無關。其實,這種認識大錯特錯。對于這種認識,馬克思在他的經濟學巨著《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曾有過多次忠告與批評。他認為:分配,作為產品的分配、包括個人消費品在內,是直接生產過程中的事情,它直接決定于產品分配之前的生產要素的分配,即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 因而,“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 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 [6]23

馬克思的這種忠告與批評似乎就是針對我們今天的,好像他早就預料到在 100多年后還會有人在這個問題上犯糊涂。今天,我們真地碰到了分配上的大難題。分配問題本來只是我國改革中的一個局部性與階段性的問題,為什么變成了一個事關全局的跨世紀的難題?原因就在于我們出臺的一系列政策舉措都只是就分配談分配,在一些非本質方面想辦法、找出路,而回避了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根本。不認真解決這個問題,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就會是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結。

生產關系不僅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整體,而且還是一個不斷運動的生命有機體。它會在物質資料生產持續更新的過程中不斷地再生產自己,并且還為其向更高階段的發展準備條件。所以,馬克思在談到如何評價一種社會生產方式、包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并不僅僅以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這一把尺子為標準,而是以比這具有更多內涵的尺子為標準。他在《資本論》中指出:

【“一般剩余勞動,作為超過一定的需要量的勞動,必須始終存在。……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7]925-926

馬克思在這里提出的三個“有利于”可以說就是我們評價一切生產方式合理與否、進步與否的科學標準;在今天,也應當是我們衡量一切工作成功與否、得失如何的科學準則。否則,那就只能把人們引導到邪路上去,背離我們黨的宗旨,背離社會主義的大方向。如今出現的大量有關信仰缺失、誠信危機、官民矛盾、勞資沖突、兩極分化、階層固化、道德滑坡、環境污染等社會亂象,無不都是因為我們長期單方面追求生產力發展而忽略生產關系再生產的結果。

上述可見,生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些如此簡單、又如此重要的問題卻很少能被人所理解,至于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以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宏大理論體系,那就更是一塌糊涂。如中央黨校教授董德剛先生說:“勞動價值論也有缺陷。”還說:“由于勞動價值論存在著一定的缺陷,所以,剩余價值理論也存在不足,”如此等等。⑥ 事實表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我國已經被顛覆,已經失去了它的本來面貌與魅力。

二、政治經濟學被顛覆的背后

本來,一個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具有濃厚學習興趣、且卓有學習成就的國家,如今為什么會使它遭到了如此不幸?其問題何在?原因何在?筆者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現階段之所以落得這般境地,其背后的原因大致是有如下幾方面。

第一,從主觀上講,首先是我們在進入新時期以后,放松了對馬克思主義、包括其政治經濟學的學習與研究。眾所周知,我國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一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礎上的,其生產力很不發達、科學技術非常落后、資金和人才更是稀缺,再加上文革十年,使我國社會生產力同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當然,在生產關系方面我們也有著許多解決的問題)。為了盡快解決這種矛盾,縮短這種差距,在我們進入新時期以后黨和國家立即將自己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和發展生產力上。我們黨和國家的這一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也是深得民心的。但是,在實現這個轉變的過程中以及這之后,我們未能處理好“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在思想上出現了一定的片面性。“一心一意搞建設,千方百計謀發展”,這是我們的良好用心,結果在客觀上造成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與研究的某些松懈,包括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內。同時,由于過去多年過多的政治運動以及日常政治學習中的形式主義,使人們厭惡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這樣,經過一兩代人的延續,結果就使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包括它的政治經濟學在內越來疏遠、越來越陌生了。

第二,在西方“顏色革命”的策動下,我國社會出現了一股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沖擊了對馬克思主義、包括其政治經濟學的學習與研究。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的根本指導思想和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這一點,曾長期得到堅持,絲毫沒有動搖過。但在進入新時期以來,西方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進一步加緊了對我國的顏色革命,大量推銷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觀,企圖顛覆馬克思主義在我們黨和國家各項工作中的主導地位。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在我國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應運而生,有的大肆散布什么馬克思主義“過時”了、“沒用”了,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等各種讕言;有的以總結歷史為名否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指導作用,把過去幾十年出現的所有問題都歸結于馬克思主義;甚至有的著書立說, 說什么“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叫喊“中國必須再儒化”,公開主張要“以儒反馬”、“以儒化馬”,企圖“用孔孟之道來替代馬克思主義”,⑥ 如此等等。

這股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泛濫,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動搖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信念與信心,沖擊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隨著時間的流逝,使人們與馬克思主義漸行漸遠了,學習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熱情與榮譽感漸漸地冷卻了。現在,學習馬克思主義變得越來越稀罕、越來越不為人們所理解了。要是有誰讀《資本論》、讀《共產黨宣言》,學習馬克思主義,反而會使人感到不可理解,被人認為是另類,甚至懷疑有精神毛病, 等等。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還會學習馬克思主義嗎?包括它的政治經濟學。除非是那些把馬克思主義視為生命、鐵了心、不計后果至死追求的人。

第三,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對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侵蝕,使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遭到排斥與摒棄。由于反馬克思思潮的泛濫,搞亂了人們的思想,使人們一時陷入困頓與迷茫。就在這困頓與迷茫之際,冷不防,大批原來被嚴厲抵制與批判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迅疾像潮水一般涌了進來。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是一部被當今世界認為所謂最權威、最具代表性的經濟學的教科書,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進入我國,并且不斷地印刷與再版,到2010年已經出版了10個版次,總共出版數百萬套。事情還不至于此。除了薩繆爾森的之外,還有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和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以及其它一些經濟學家的同類教材也紛紛搶灘中國,一樣地被一版再版,搶占我國的思想理論陣地。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如此洶涌、猖狂的進入,迅速地占領了我們高校的課堂。高校課堂的被占領,就使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不斷地遭到排斥與摒棄,逐步退出了課堂。現在我們的高校,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不僅理工科的不開,而且就是一般文科專業也不開,而僅僅只限于那些經濟類。其實,即使是在這個有限的范圍內,其內容之寡、課時之少也是史無前例,少得簡直沒辦法開下去。至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資本論》更是沒有了生存的空間。一些從高校畢業的學生說:若說上世紀70、80年代要走進經濟學的科學殿堂,必須有一本馬克思的《資本論》和一本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才行的話,那么,現在則只要有一本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就足夠了。這就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當下的境遇。這可以說既是一個世界之最,也是一個世界之恥。薩繆爾森先生在上世紀70年代曾經說過:“直到最近,甚至不向專攻經濟學的學生——不健全的人除外——講授任何有關馬克思的東西,這實在是一件丟臉的事。”⑦ 如果說這是薩繆爾森針對當時西方一些國家的情況所發的一種感慨,那么,到今天可以說這正是對我們所作的一種猛烈抨擊。這實在是令我們羞愧難當!

不僅我們的普通高校,就連我們的黨校也是如此,包括中央黨校在內。比如,中央黨校曾經的經濟學部主任、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王東京,在省部級領導干部培訓班的課堂上,不講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不講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不講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生產與再生產、不講按勞分配與共同富裕,而是津津有味地大講特講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所謂“三個假定”與“三個原理”,公然鼓吹“人性自私論”,⑧ 甚至主張把西方經濟學中的庸俗理論作為駕馭我們經濟的指導思想。 另外,從曾經發生的周天勇(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關于在我國高等學校取消馬列主義教育的建議和社會上被鬧得全民怒罵的王長江(中央黨校黨建研究部主任、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與全國十大教育英才獲得者)事件,以及其它類似的種種,充分說明我們的黨校在過去30-40年內也成了一塊被西方資產階級嚴重侵蝕的領地。面對如此不幸,令人悲哀與憤概!

不僅我們的課堂被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霸占,而且我們的經濟學學術評價機構也完全被它們所壟斷。凡是明白人都會知道,我們現在各高校的經濟學院院長與學術帶頭人都是清一色的醉心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教授,有的甚至是花百萬年薪引進的有歐美留學經歷者。另外,我國的一些科研院所、學術評價機構,也幾乎全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所把持,看一看最近中國科學院評價研究院公布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專家委員會“經濟綜合”專家委員會名單,足可讓人大開眼界。在這些人的把控下,我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必須一律以西方經濟學為標準,一律向西方經濟學接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這種環境下,還會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生存余地嗎?

薩繆爾森先生曾經這樣說過:“如果我能為一個國家編寫經濟學教科書,我就不會在乎是誰在為它制定法律,又是誰在為它起草條約。”⑨ 事情正是這樣。就是這30-40年,正是我們新生代成長的關鍵時期。他們所受的教育,除了我們的一些正面的因素以外,大多都是這些西方資產階級的庸俗理論,尤其是經濟學方面的庸俗理論。他們從知識結構到思想觀念、思維方法與語言習慣等都被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給玷污了,在他們的腦子里,自然也就沒有了馬克思主義的氣息。他們看問題、想辦法、出主意、訂政策,都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套。這些人正活躍在我國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其它各方面、各領域,把控著我國各領域的決策權、話語權,影響巨大、深刻與廣泛,并且已經或正在改變著我們社會的各個方面。

三、來一場政治經濟學的顛覆性革命

上述事實表明,我們現在的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已經完全被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把控了,它不僅把控了我們的思想理論陣地,而且還廣泛深刻地影響與改變著中國社會的各方面。因而,必須來一場顛覆性革命,使我們的思想理論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真理的軌道。須知,這不僅是一場思想理論戰線的革命,而且也是一場廣泛的社會革命,其意義重大而深遠。

要想實現政治經濟學的顛覆性革命,必須從頭開始,再來一次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普及教育。由于有幾十年的時間沒有學習了,特別是在這幾十年成長起來的新生代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基本還是一張白紙。因此首先是掃盲,做好啟蒙與普及工作,使之獲得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常識,比如政治經濟學對象與方法論體系的理論、生產與生產力理論、生產關系及其生產與再生產理論、勞動價值理論、生產勞動與剩余價值理論、資本積累及其歷史趨勢理論、資本流通及其生產總過程理論、自由人聯合體的理論,等等。

通過政治經濟學的普及教育,在有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之后,再繼續努力, 原原本本、認認真真地學好馬克思的經典文獻,尤其是他的鴻篇巨著《資本論》。《資本論》不僅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而且還是馬克思宏大理論體系的集大成。要想獲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精髓,懂得它的真諦,就只能老老實實地研讀《資本論》了。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通過這種學習,真正把握好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精髓,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變為我們的立場、觀點與方法,變成我們做人、做事及踐行改革開放發展的基本功或“看家本領”。

筆者認為,當下,要讀好《資本論》,首先必須解決好 《資本論》的當代適用性問題。如今,有些人、甚至是那些被稱為“家”、乃至“大家”的經濟學人(包括那些披著共產黨員外衣的學人),他們著書立說、或報告 演講,有意無意散布一些什么《資本論》已經“過時”、“沒用”了的言論,甚至有人更是鼓噪什么《資本論》充滿“階級偏見”,“缺乏科學性”等,云云。對此,筆者認為,非也!凡是說這種話或持這種認識的人,要么是那些根本就沒有讀過的人,要么是那些雖讀過但沒有讀懂《資本論》的人。實事求是地說,在我國近幾十年能堅持研讀《資本論》的人實在是不多,能讀懂《資本論》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少得出奇了。即使是那些被稱得上“家”、乃至“大家”的經濟學人也沒有 多少讀過《資本論》。這種根本就沒有讀過或雖讀過但沒有真正讀懂的人說這種話,完全是他們個人的一種主觀臆斷,根本不符合事實。另一種則是本來就是一些 “非馬”與“反馬”的人。這種人持這般態度、說這些話是另有用意和企圖,是他們的立場、秉性使然,不足為怪。不過,這需要我們高度警惕。

關于《資本論》于我們今天是不是“過時”了、“沒用”了的問題。這一點不能由某少數人說了算,而需要有充分的理論論證與實踐的檢驗。筆者認為,在今天,《資本論》不僅沒有“過時”,而且仍有大用。

說《資本論》沒有“過時”,仍有大用,這首先表現在它為我們提供的科學方法論上。眾所周知,馬克思著述《資本論》時,首先并且始終堅持運用的是由他和恩格斯共同創立的科學的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最重要的理論成果,是人類有史以來“唯一科學的歷史觀”。它的產生,不僅帶來了人類社會歷史觀的革命變革,而且也帶來了整個社會科學的革命變革。馬克思主義科學唯物史觀自誕生到現在過去了100多年,這期間,社會雖然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它的基本原理依然具有絕對真理的權威性與旺盛的生命力。唯物史觀關于社會是一個由生產力、生產關系或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構成的生命有機體的原理,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是社會基本矛盾的原理,關于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的原理,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與更替的一般規律及歷史總趨勢的原理,關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原理等等,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核心理論。難道說這些基本原理與核心理論已經過時了嗎?筆者認為,馬克思的科學唯物史觀仍然是我們今天觀察、認識、理解社會以及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指導思想與方法論基礎。任何一個信奉科學、追求真理的人都對此深信不疑,無半點疑惑。

此外,《資本論》還為我們提供了一系列其它的研究方法,如對立統一的矛盾分析方法、抽象及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分析與綜合的方法、數理分析及實證分析方法,如此等等。這些方法是否也已經過時了呢?沒有!不僅那些信奉科學、追求真理的人們相信沒有,即使是那些西方學者也不會對此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比如,我們在許多西方學者的論著里不也可以發現他們一樣地在運用分析與綜合的方法、數理分析以及實證分析方法分析問題嗎?可見,即使是從方法論的視角看《資本論》也沒有“過時”,它仍然適用于我們今天。

另外,說《資本論》沒有過時,仍然有大用,還表現在它為我們闡述的一系列科學原理上。筆者認為,《資本論》所闡述的科學原理具有永久的真理性,不僅現在沒有“過時”,而且永遠不會“過時”,因此它會永遠有用。去年,筆者在紀念《資本論》出版發行150周年曾作過一篇拙作對此作了說明,不妨將其結論部分轉述如下,給那些對《資本論》持懷疑與否定意見的人一個明確的回答。

【“《資本論》以其特有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不僅考察和研究了馬克思所設定的那個特定的研究對象,向人們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基本范疇和基本原理,而且還考察與研究了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因而它是一部關于正確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百科全書。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資本論》所揭示的人類社會各個階段所共有的本質規定與一般規律就不會過時,因而人類社會的發展就必然會予以遵循;只要人類要生存、要發展,人類就必然要進行生產與再生產,所以,就必須遵循《資本論》所揭示的社會生產的一般規定與共同規律,在商品經濟還存在的條件下,還要遵循它所揭示的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和一般原理;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資本論》所揭示的關于資本主義的內在本質、運行規律、發 展趨勢與歷史結局的基本原理就不會過時,因而它仍然是我們今天抵制、批判與戰勝資本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只要我們還是共產黨或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建 設社會主義始終是我們的神圣使命,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與遠大理想,《資本論》關于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學說,必然永遠是我們必須牢牢把握 與始終遵循的行動指南。只要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存在著雇傭勞動制度,存在著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不合理現象,存在一切剝削階級腐朽意識形態,存 在任何必然王國對爭取自由的人的統治與奴役,那么,《資本論》關于人的解放的理論主張必然永遠是全世界勞動階級爭取解放與獲得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總之,《資本論》以其從誕生到現在150年的輝煌歷史向人們證明,它是一部可與人類同呼吸、與社會共命運,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世代相傳的千古絕學與萬世圣典,具有永恒的科學性與真理性,永遠值得人們信仰與遵循。”⑩

上述就是筆者對《資本論》當代適用性所作的一個簡單的闡述。筆者的闡述,客觀地說,不僅符合《資本論》的實際,而且也符合當今現實社會。日本共產黨總書記不破哲三在1990年代初就曾說過:“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現代社會,......仍然是資本主義,這一點是沒有改變的。在這個社會的現狀和動向當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示的資本主義規律,還是起作用的。”[8]20 10年前,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不僅引發了一場席卷整個 西方世界的金融、乃至經濟危機,而且也帶來了一場席卷整個西半球的《資本論》熱潮。剎那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界、青年學生、政府要員以及公司老板都 競相購買與拜讀《資本論》,成了《資本論》的粉絲,由衷地感到《資本論》的偉大現實意義。如英國倫敦大學教授約翰·哈特尼克如是說:“馬克思的學說對當今世界的重要性在于他對資本主義的剖析。目前西方發生的經濟危機,更證明了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解析,尤其是關于信用及虛擬資本產生的闡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切合實際。”⑾ 德國哲學家漢斯·海因茨·霍爾茨也說道:“馬克思還活著,因為他的理論今天依舊適用,其思想對我們的鼓舞并未停頓。馬克思是我們當中的一員,為我們照亮了當代社會,指明了未來的道路。”⑿

上述可見,《資本論》至今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仍然沒有“過時”,仍有大用。那種所謂《資本論》“過時”了、“沒用”了的論調是完全錯誤的。

要想獲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真經,把握其真諦,除了研讀《資本論》外,還要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其它重要文獻。如:馬克思的諸經濟學手稿(即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 1861-1863 年經濟學手稿、1863-1865年經濟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論土地國有化》、《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反杜林論》(政治經 濟學篇、社會主義篇)、《論德法農民問題》、列寧《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第5章)、《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與政 治》、《論合作社》,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等等。

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還要與學習我國當代領導人從毛澤東到習近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文獻結合起來,統一起來。因為我國當代領導人的一系列重要文獻有對當今世界、當今中國問題的深入分析與判斷,鮮活、實際,可以為我們的學習提供指導與引領,加深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的理解與把握。

政治經濟學的顛覆性革命在其本來意義上講不僅是一場革命,而且還是一場更深刻、更劇烈的革命,因此,必須加強黨的領導。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端正思想,提高認識,加強對資產階級庸俗 經濟學的批判,奪回被資產階級長期占領的政治經濟學領地;調整政策,創造條件,鼓勵和支持更多的有志者從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培養他們健康成 長,盡快建立一支可信賴、有戰斗力的理論隊伍;根據長遠需要,搞好必要的適合各種層次需要的教材建設,如此等等。筆者堅信,只要堅持黨的領導,依靠全體社會科學工作者、特別是從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志士仁人共同努力,我們就一定能完成我國政治經濟學的顛覆性革命,使我們的思想理論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真理的軌道。

注 釋

①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050183332960409819.html

②夏征農、陳自立:大辭海(經濟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版第 254頁

③阿爾弗雷德·馬歇爾著、彭逸林等譯:經濟學原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頁.

④保爾·薩繆爾森:經濟學(中文第18版) [M]. 北京:中國郵電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頁.

⑤由于人們的生產過程包括生產(直接生產過程)、流通、分配與消費等環節。因此,生產關系自然 也就是由這四個環節人的相互關系即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和消費關系構成。對于生產關系,人們往往或比較通行的是從生產資料所有制、人們的相互關系 以及產品的分配形式這三個方面來理解。這樣的理解也是正確合理的,它符合馬克思的基本思想。

⑥董德剛:勞動價值論也有缺陷 2008年05月09日13:43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⑦蔣慶、 陳明、康曉光、 余東海、秋風 所著《中國必須再儒化——“大陸新儒家”新主張》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6年出版。該書是當代中國“大陸新儒家”五位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文化論集,集中展現了當代儒家對中國問題的基本看法及主張,它也是新儒家集體吹響的復興儒學、回歸道統、儒化中國的集結號。

⑧轉引自郭廣迪《從薩繆爾森的評價看馬克思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一文,原載《經濟縱橫》2008(04)

⑨作者在《駕馭經濟的理論支點》(2004年6月6日《文匯報》)一文中如是說:經濟學假定“人是自私的。為什么要這樣假定呢?因為事實即是如此。人們如果不自私,就不會有勞動的積極性,政府也無法通過政策調節經濟。”他甚至斷言“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是千百年來人們對自身經濟行為的總結,是一個淺白而又深刻的經濟學原理”。

⑩肖琛:《經濟學》第19版譯者序 薩繆爾森《經濟學》第19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第XXVI

⑾屈炳祥:《資本論》:一部人類社會發展的至圣經典 原載《社會科學輯刊》20179(09)

⑿⒀轉引自吳易風 《西方學者“重新發現”了馬克思的哪些理論?》一文,原載《紅旗文稿》2014(09)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 不破哲三:《資本論》與現代[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

【屈炳祥,武漢大學市場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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