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反思西方經濟學——對“林毅夫反思”的反思

以構建新結構經濟學為指向,林毅夫教授對西方早期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思潮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進行了反思和批判,并將這兩種思潮在中國的失效或失敗歸于條件的不適應性,認為照搬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是行不通的。林毅夫教授的反思相對于主張照搬西方理論指導中國發展實踐的學者來說,具有較大的進步性,其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的主張也為林毅夫教授的理論增添了一些科學性。對經濟學階級性的漠視和對邏輯實證主義的唯心主義方法的尊崇,使其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反思并不徹底。對馬克思經濟運行理論的庸俗化理解和對李嘉圖經濟學庸俗成分的比較優勢理論的秉持,使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也帶有一定的庸俗成分。林毅夫教授反思的結論,不能用來指導中國的實踐。指導中國實踐的只能是馬克思經濟學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

如何正確反思西方經濟學——對“林毅夫反思”的反思

在北京日報2017年8月14日刊發的《固守“西天取經”得來的教條危害甚巨》(以下簡稱反思)一文中,林毅夫教授就如何對待西方經濟學理論及其在中國的應用進行了探討,有學者將其稱之為“林毅夫的反思”[①]。事實上,該文的觀點或者說林毅夫教授的反思,是與其卸任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之后的學術觀點是一脈相承的,比如其對經濟研究方法論的反思、對西方主流發展理論的反思以及對以“華盛頓共識”為標志的新自由主義的反思等等。林毅夫教授的反思,相對于那些主張全盤應用西方經濟學理論指導中國發展實踐的“西天取經”的學者來說,是極為少見的,更是難能可貴的。然而,林毅夫教授的反思是否真實地反映了西方經濟學的本質?林毅夫教授反思后得到的結論是否能用來指導中國的實踐?這是我們必須要認真分析和科學對待的。本文結合林毅夫教授近年來的學術主張,分析其對西方經濟學的反思,探討如何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和構建中國的政治經濟學。

一、林毅夫教授的反思:觀點與方法

在卸任世界銀行副行長之后,林毅夫教授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進行了一系列的反思。特別是近年來,林毅夫教授更是以構建其“新結構經濟學”為目標對西方主流理論及其在發展中國家的可應用性進行了反思,這些反思散見于《新結構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反思與重構》、《照搬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是行不通的》、《中國經濟學家非得學習西方嗎》、《政府有為是市場有效的前提》等系列著述之中。歸結起來,林毅夫教授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反思主要是圍繞對早期發展經濟學的結構主義理論和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批判展開的。對這兩種理論思潮的批判,反映了林毅夫教授所秉持的立場和方法論邏輯。

在《新結構經濟學——重構發展經濟學的框架》一文中,林毅夫教授對發展經濟學思潮進行了系統的回顧,并在實踐層面討論了早期發展經濟學的結構主義思路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的績效。林毅夫教授認為,基于市場失靈的資本形成理論,無論是平衡增長還是非平衡增長路徑,都沒有使發展中國家實現趕超的目標。其后果是這些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僅未能趕上發達國家,反而停滯不前甚至倒退,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這些意圖良好的政府干預措施都宣告失敗。20 世紀60~70年代普遍執行以進口替代以及產業保護為核心發展戰略的拉丁美洲、非洲及南亞便是例證。[1]林毅夫教授將舊結構主義思潮的失敗歸結于結構主義思路違背了由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原則,因為在資本極度匱乏的經濟中,強行推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優先發展,不僅會由于這些企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大量的財政補貼使國家的財政負擔難以承受,而且還會造成其他效率的損失,甚至滋生腐敗。

隨著結構主義教條指導下的政府經濟發展戰略在許多國家的紛紛失敗,自由市場理論開始勝出并逐步影響了發展經濟學,這個趨勢因宏觀經濟學領域的新革命而進一步加強,以反對政府干預為中心思想的華盛頓共識成為引領發展中國家轉型發展的主流思想。然而,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為圭臬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推廣蔓延,并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經濟繁榮,反而弊端不斷暴露,消極影響日益凸顯,給眾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造成了嚴重危害。[2]對于新自由主義的失敗,林毅夫教授認為,新自由主義主張以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制度及其發展模式為圭臬,主張后進國家要想實現經濟的起飛和現代化,在經濟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必須向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看齊,實施全面的、徹底的甚至是過度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過度的自由化導致東歐和拉美國家民族經濟凋敝,國內經濟和金融大多被外國資本所控制;過度的私有化導致拉美國家儲蓄率大幅下降,進而導致其經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過度的市場化導致多數拉美、中東和東歐國家基礎設施得不到有效改善,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2]

林毅夫教授對早期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思潮和新自由主義的反思源于其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理解。林毅夫教授認為,“理論的適用性取決于條件的相適性。如果條件不一樣,這個理論即使從內部來看很有說服力,但是與現實不相干,可能會起相反作用。”也就是說,在林毅夫教授看來,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經濟起飛和實現持續增長,照搬西方主流理論是行不通的,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應該根據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論。[3]對此,林毅夫教授主張回到亞當·斯密的方法:亞當·斯密的結論是研究他那個時代所觀察到的現象,了解背后國家財富創造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提出一套邏輯解釋。但是條件是在變的。亞當·斯密的方法是什么?是從問題的現象去探究它的本質是什么,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實際上亞當·斯密之后的經濟學大師大致都是遵循這個方法去研究他所處的時代的經濟學現象,給出邏輯解釋。[4]因此,在林毅夫教授看來,以中國的資料來檢驗西方現有的理論的研究,實際上是“坐在金礦上挖煤”,所得結論也很難發揮幫助中國社會各界“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那么,該如何認識復雜的經濟現象?林毅夫教授主張應該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這是因為,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總結于發達國家的現象,把發達國家的上層建筑作為暗含的前提,沒有看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則明確指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因為發展階段不同而必然有結構差異。但在研究范式和應用什么范疇上,林毅夫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為一個革命的理論,由于缺乏對一定結構下經濟怎么運行的研究,因此,馬克思經濟學不能用以指導中國的經濟運行。強調在研究經濟運行時,不僅要借鑒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還要參照其研究范疇,而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和范疇的結合點,就在于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的要素稟賦和其結構。[5]

二、林毅夫反思的進步性:歷史與條件

林毅夫教授坦承,1988年是其思想轉變的一個分水嶺,這源自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無法解釋當時中國發展的實際境況,其將這一點歸于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前提與條件不同。林毅夫教授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與否的反思,一定程度上是契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事實上,對經濟規律的研究和學說體系的構建,并不存在某種超歷史的先驗邏輯,存在的只是對歷史發展進程的事后的邏輯分析、本質抽象和規律性概括,因而,每一種學說體系都有其適用的條件和歷史情境。由于各國經濟學研究所依據的歷史背景和現實狀況不同,得出的結論及其適用性也就不同。對此,恩格斯曾經指出,“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合于一切生產和交換的、最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于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于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一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6]從這一點來看,林毅夫教授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反思,與新自由主義化的“西天取經”派學者所主張的所謂的“普世價值”和西方經濟學普遍適用論相比,具有較大的進步性。林毅夫教授強調必須立足于中國實際來進行經濟學理論的研究與創新,并且認為:“由于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發生在中國的問題,它的現象、它的限制條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很接近。所以我們研究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會更有借鑒價值”。[5]林毅夫教授的這一邏輯,既體現了辯證法的思維——特殊與一般的關系(盡管一定程度上這是林毅夫教授無意識思維的結果),也指出了中國道路與中國經濟學的世界意義。林毅夫教授的這種主張,一定程度上強調了對一定歷史階段的特殊性規律揭示的重要性,這是揭示一般規律的前提。對典型事實的分析,是馬克思構建資本論的出發點。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談到,“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但是,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7]8這里,馬克思通過英國這個典型,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運動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特殊的生產方式的歷史性和暫時性。這一規律對后來者來說,典型對象的規律性東西就是后來者未來的景象。[7]8從這一點來說,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轉型與振興的規律性東西,也必然會成為類似的后來者的一個未來景象,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價值。

正是具有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立場和視野[②],林毅夫教授對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思潮進行了較為深刻的批判。在經濟學說史上,發展經濟學的舊結構主義思路,將資本形成看作是阻礙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起飛和發展的唯一因素,因此過于強調政府在資本行程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制度、技術以及人口素質對發展的影響,也忽略了市場在發展生產力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說,在早期結構主義思潮中,其理論方法的形而上學性,使其忽略了發展是一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這種形而上學的方法,使其政策主張在實踐上收效甚微。所以,有學者將這一思潮稱為增長和發展理論“靜態的插曲”。從林毅夫教授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來看,其能承認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停滯——“迷失的二十年”是新自由主義的過度自由化、過度私有化和過度市場化所導致的,這對經受西方經濟學全面而系統教育的林毅夫教授來說,是難能可貴的,盡管這一反思還不徹底。林毅夫教授的反思,與他在方法論一定程度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轉向有關,其并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看作中國經濟學發展與創新的來源之一。這種轉向,為林毅夫教授的理論主張增添了科學成分。

與方法論的轉向相對應,林毅夫教授在關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強調經濟發展是一個產業、技術、基礎設施和制度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場”,又要有“有為的政府”。在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要扮演軟、硬基礎設施提供者的角色,以解決“協調外部性”問題。事實上,那種認為“所謂的市場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場批評者的臆想和由此導致的政府干預的結果”[8]的主張是不成立的。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運行的實際,都宣示了市場機制調節的負效應。英國學者托尼·基利克在其《過分的倒退:經濟理論與發展中國家的作用》一書中,對過分強調市場的作用而否定政府作用的主張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批判。事實上,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利用市場發展生產力,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一個必然的要求是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能任由市場作為唯一的調節者,必須要發揮市場和計劃兩個調節者的作用。我們在利用資本的同時,必須通過政府調節節制資本,特別是在社會領域和公共產品領域,不能由市場調節其決定性作用,而應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林毅夫教授關于“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并存的觀點,相對于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無為政府的主張,更具有科學性和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

三、林毅夫反思的不足:立場、方法與觀點

林毅夫教授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反思,反映了我國部分系統接受西方經濟學訓練學者的一種警醒——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庸俗化性質并沒有改變,這是一種可喜的轉變。然而,以林毅夫教授為代表的警醒派學者,雖然意識到了不能全面照搬西方的理論來指導中國的實踐,但他們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反思和批判也還存在著不徹底性,還存在諸多的不足和需要進一步改進之處。

1.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反思的不徹底性

正如前文的梳理,林毅夫教授著重對西方早期發展經濟學的結構主義思潮和新自由主義思潮進行了反思和批判。但是,林毅夫教授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批判并不徹底。

在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反思中,林毅夫教授雖然認識到了西方主流經濟理論不能解釋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經濟現象,更不能照搬西方經濟理論來指導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但是,林毅夫教授僅僅將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失效或失敗歸結于理論的適用條件,并強調“如果條件不同,這個理論即使從內部來看很有說服力,但是與現實不相干,可能會起相反作用”,這實際上掩蓋了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階級本質和庸俗化的性質。經濟學作用一種社會科學,總是有其階級性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前提是資本主義制度,代表的是資本所有者的利益。社會性質的本質區別,才是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在解釋和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實踐失敗的根本原因,而絕不僅僅是林毅夫教授所說的發展階段不同而導致的扭曲和成本遞增問題。馬克思在談到經濟學的階級性時曾經指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7]10對于經濟學的階級性,不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過這樣經典的論述,而且資產階級著名的學者凱恩斯也有過直言不諱的表述:“如果當真要追求階級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屬于我自己的那個階級的利益……在階級斗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9]建基于自然主義思維、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觀以及邊際主義分析方法之上的現代主流經濟學,潛含了濃郁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凡勃倫也曾指出,邊際效用經濟學“自始至終是一種價值學說,就形式和方法而言,它又是一種評價理論。因此它的整個體系就屬于分配理論領域,相對于分配現象而言,它與其他經濟的關系都是次要的——分配這個詞要按照其公認的金錢的分配,或者有關所有權的分配這種含義來理解。”[10]中國作為一個以人民為中心推進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具有與發達國家不同的生產關系性質,林毅夫教授把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失效僅僅歸于發展階段不同而導致條件差別,掩蓋了經濟學的階級本質,也掩蓋了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為資本主義辯護的本質。正是由于這種抹煞階級性的認知,使林毅夫教授在反思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時,僅僅批判其主張的“過度私有化”、“過度自由化”和“過度市場化”,而不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也就是說,林毅夫教授不是反對私有化,他所反對的只是過度私有化,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要求是相悖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需要利用資本、利用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生產力,但絕不是要搞私有化。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新常態的困境,一定程度上不是我們私營經濟發展的太少,而是公有制經濟發展不夠導致的。而且,在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論述中,林毅夫教授也忽略了社會主義國家政府與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本質差別,而僅僅是一般化地討論“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混淆了不同社會制度下政府作用的特殊性。與此同時,林毅夫教授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反思的不徹底還表現在其對西方經濟學理的科學性的認知上。在林毅夫教授看來,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失敗,并不是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自身的問題,而僅僅是條件的不同。這意味著在林毅夫教授的視閾中,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是科學的。然而,經常性爆發的周期性危機,以及由此引致的結構性危機甚至系統性的危機,已經用鐵的事實證明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庸俗性和偽科學性。

2.方法論的形而上學與唯心主義

在反思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為什么不能解釋中國現象和無法指導中國實踐之后,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他的關于如何創新和發展中國經濟學的主張:一是必須以中國的經濟現象為理論創新的來源;二是要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深入認識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三是在研究中要采用現代經濟學的范式和范疇,這樣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交流溝通。[11]林毅夫教授的主張,有其科學的成分,但也存在方法論上的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成分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表現為唯物辯證法的缺失。林毅夫教授的主張,是建立在其對理論科學性和理論貢獻的評價標準基礎之上的。在林毅夫教授看來,“理論的重要性取決于所要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11]那么如何評價現象的重要性?林毅夫教授認為,“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就是重要現象”。[11]那么,何為重要國家?顯然,林毅夫教授的這一主張帶有強烈的主觀判斷。理論研究要以典型國家和典型事例為對象,這是對的,但僅僅將理論的貢獻和科學性與否歸于現象是否重要,這必然滑向唯心主義。事實上,理論雖然能指導實踐,但理論永遠不能代替實踐本身。馬克思就曾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2]理論的貢獻和科學性在于是否揭示了事物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這里,林毅夫教授已經將事物的因果關系弄反了。

其次,表現為其對邏輯實證主義的崇拜。林毅夫教授認為,科學的理論建構應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合乎嚴格的形式邏輯的規范,而數學模型是最嚴格的形式邏輯;二是嚴格檢驗那些依照這個理論的邏輯推演產生的推論是否與所要解釋的經驗事實相一致。如果一致, 就是不被證偽的,這個理論暫時就可以被接受;如果不一致,,這個理論就必須受到修正或擯棄。[13]林毅夫教授所主張的這一研究方式,就是學術界稱之為“邏輯實證主義”的方法,也就是所謂的“庫恩范式”論及其應用與拓展。在庫恩看來,科學家持有某種范式就等于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鏡,持有不同范式的科學家戴著不同顏色的眼鏡看世界,因此他們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庫恩用“格式塔心理學”的鴨兔實驗來證明他的這一論點,其最終的結論是,具有不同心理的人觀察同一對象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因此,每個人心目中的世界是不一樣的。那么,世界究竟是怎樣的?庫恩的答案是:世界是不可知的。[14]由此可以看出,林毅夫教授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主張,是庫恩范式論的現代翻版。這種不可知論,既否認了客觀規律的存在,又否認了物質決定意識,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唯心主義的。

3.新結構經濟學的庸俗化成分

林毅夫教授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反思,是以構建其新結構經濟學為指向的。在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反思的基礎上,林毅夫教授認為,雖然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是中國經濟學發展創新的一個重要來源,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一定結構下的經濟運行研究較少,而這又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因此,需要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和范疇結合起來。但由于兩者是不同的理論體系,該如何將兩者結合起來?林毅夫教授認為,結合點就是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的要素稟賦和其結構,即“新結構經濟學[③]。”[11]正如前文我們指出的,林毅夫教授的主張有其合理的成分和科學性之處。但從其新結構經濟學立論的初衷來看,卻存在不小的庸俗化成分:一是庸俗化理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二是其對西方主流經濟學比較優勢立論這一李嘉圖經濟學庸俗成分的繼承。

(1)馬克思經濟學沒有研究經濟運行嗎?

林毅夫教授將其新結構經濟學作為是對中國經濟學創新和發展的理論之一。在他看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雖然是中國經濟學創新和發展的來源之一,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較少研究經濟運行,因此是不能用來指導中國發展實踐的,這是對馬克思經濟學的誤解或庸俗化的理解。事實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僅研究了經濟運行,而且還為其宏觀經濟運行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微觀理論基礎,這是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所不具備的。

馬克思從商品這一資本主義財富的簡單形式出發,在對價值形式的歷史考察的基礎上,分析了微觀領域的企業是如何建構和演變的。借助勞動力商品這一中介范疇,考察了貨幣如何轉化為資本。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給出了行會手工業轉化為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直至以機器大工業為基礎的工廠組織的兩個相互聯系的初始條件:即為實現一個規定的剩余價值額和支配協作勞動而必須的可變資本限額和不變資本限額——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最低限額,從而界定了一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企業是如何產生的,并給出了市場主體——企業的最小規模邊界。[15]其后,馬克思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主義微觀經濟的運行機制和資本的競爭。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7]714這一規律又會以競爭的方式轉化為對資本家外在的強制規律發揮作用。[7]334現實的資本主義競爭,是通過使商品變得便宜來實現的,[8]722而商品的便宜程度,是由各個企業所具有的不同的勞動生產率決定的。因此,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最大限度地否定必要勞動,是資本的必然趨勢。[16]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調節部門內部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再是抽象或簡單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而是轉化為市場價值規律。每一個生產者面對的都是一個共同的由市場價值決定的市場價格,每個生產者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與市場價值的比例關系,也就是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與部門內部平均的勞動生產率的比例關系,就成為決定企業生死成敗的關鍵。如果企業的個別生產率高于部門平均的勞動生產率,企業不僅可以獲取正常的剩余價值,而且還可以獲得一個超額的剩余價值。反之,如果企業的個別勞動生產率低于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企業就可能只實現一部分剩余價值,甚至虧損。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如果加上必要的限定,關于市場價值所說的一切,全都適用于生產價格。[17]這樣,追求價值增殖和應對部門內部與部門之間的競爭,就推動了資本主義企業不斷調整企業的生產方式以實現自身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由作為資本主義邏輯和歷史起點的協作,轉化為以企業內分工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以大機器體系為標志的大規模生產,最終發展為當代的以全球性分散生產的國際分工網絡。相應地,剩余價值的生產方法也由絕對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的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轉化為以縮短勞動者必要勞動時間而相對延長剩余勞動時間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正如馬克思總結的,“不言而喻,資本的趨勢在于把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結合起來,把最大限度地延長工作日和同時雇用最大數量的工人結合起來,并且,與此同時,把必要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從而把必要的工人人數限制到最低限度。……擺在這里的矛盾表現為矛盾著的條件不時地互相交替的過程。這一點的必然后果是:盡最大可能增加勞動的——或者生產部門的——使用價值的多樣化,所以,資本的生產一方面力圖發展和提高生產力的強度,一方面又追求勞動部門的無限多樣化,也就是追求生產內容的全面性,使自然界的一切領域都服從于生產。”[18]這樣,資本的逐利和應對競爭,不僅促使資本會在不同的產業部門和區域間流動,使不同部門的供求發生變動而引起價格波動,進而引導資源的配置。而且,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使以生產的需求為約束條件的產業多樣化進程不斷加速。伴隨生產方式的演化,勞動對資本的隸屬也由形式隸屬轉化為實際隸屬,這種資本和勞動的對抗性分配,決定了社會需要,即消費。馬克思對微觀領域生產方式及其演化的考察,使其建構了一個動態的微觀經濟運行的機制,揭示了資本雇傭勞動的本質。

以微觀領域對生產的分析為基礎,馬克思還構建了一個宏觀的經濟運行理論。馬克思從社會再生產的連續運動出發,考察了資本的流通過程:既考察了資本連續循環所要求的必備條件——資本不同職能形式在時間上的繼起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又考察了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過程,并得出了按比例協調發展這一科學的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是如何在私人占有生產條件而無法矯正經濟危機這一本質原因。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以資本積累和平均利潤率下降規律這兩個生產力發展的表現形式為線索,構建了一個比哈羅德-多瑪模型早了將近100年的動態增長理論。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對經濟運行的研究,不僅是林毅夫教授等接受系統西方經濟學訓練的學者沒看到的,甚至我們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也忽略了這一點。

(2)比較優勢理論能用來指導中國的實踐嗎?

林毅夫教授在其發表于《經濟評論》2017年第3期的文章中指出,其新結構經濟學的發展處方是遵循比較優勢原則。[19]事實上,比較優勢理論是李嘉圖理論的一個庸俗成分,馬克思就曾批判說:“他的國際貿易理論是錯誤的,他認為國際貿易只產生使用價值他稱為財富,不產生交換價值”,“因此,在李嘉圖那里就出現了價值和財富之間的絕對對立。” [20]對于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及其現代的翻版,筆者和筆者所在的研究團隊在諸如《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國際交換領域的運用與發展》、《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邏輯為什么要倒過來》和《馬克思價值轉形視閾下的產業轉移思想》[21-23]等文獻中進行了系統的批判,這里我們從西方經濟學理論視閾對林毅夫教授的這一觀點進行考察。

還在世界銀行工作期間,林毅夫教授就提出了GIFF框架(增長機會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用以指導發展中國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和產業多樣化進程。[24]GIFF框架主張,發展中國家應選擇那些人均收入相當于自身2倍左右、資源稟賦大致相同國家的產業結構作為追趕對象,把為私營企業發現并成功地得以發展的產業納入到潛在比較優勢產業集合加以推進,以實現產業的結構轉型與升級,從而形成了一個產業轉型升級與產業多樣化的“標桿理論”。然而,這種基于潛在比較優勢的趕超型產業轉型升級與產業多樣化的思路,既無法精確評估一國的資源稟賦結構,也無法解釋具有相同或相似資源稟賦國家為什么具有生產不同類型產品的能力而失去普遍性。而且,過于強調比較優勢產業的選擇,可能恰恰是造成后發國家產業發展困境的一個因素[④]。不僅如此,林毅夫教授的主張還受到了斯蒂格利茨的批判。在《破除比較優勢神話,創建學習型社會》一文中,斯蒂格利茨針對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順應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才可能成功的觀點指出,“一個國家的動態比較優勢是內生的,是它自己行為的結果,這看起來是一個循環。今天,核心問題是,一個國家究竟應該怎么做,才能建立起動態比較優勢?要清楚地了解一個國家的靜態比較優勢是很困難的,而掌握它的動態比較優勢則更難。我們注意到,標準的比較優勢關注要素稟賦(資本勞動比)。可是,資本是流動的,資本稟賦甚至在去了解靜態比較優勢的過程中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比較優勢很難預測。”[25]既然比較優勢是很難預測的,那么以此為核心的新結構經濟學能用來指導發展中國家的實踐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盡管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具有一定的科學成分。

四、結論與啟示

林毅夫教授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反思,部分地反映了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本質及其對中國的不適用性。但林毅夫教授的反思是不徹底的,其反思后的結論也不能用以指導中國的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事業,必須要以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為理論指導,而不能以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為指導。因此,西方主流經濟學不能成為指導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理論基礎。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也不能成為指導中國改革的理論基礎。對于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中就指出,“堅持獨立自主,就要堅持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具體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歷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那樣做的結果,不是必然遭遇失敗,就是必然成為他人的附庸。”如果我們用比較優勢理論來指導我們的經濟發展,其結果必然是跟在他人的后面亦步亦趨。因此,中國的發展,必須以馬克思經濟學及其中國化的理論體系為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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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EB/OL].(2013-12-26)[2017-09-01].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6/c_118723453_3.htm.

[①]這里,為行文方便,本文也將其稱之為“林毅夫的反思”。

[②]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林毅夫教授的唯物史觀立場還不徹底,還表現出在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之間的一種游移。這一點,我們將在下文予以討論。

[③]盡管同一主題甚或同一標題,林毅夫教授對其新結構經濟學的界定存在不同的差別,但我們可通過這些文獻的描述,歸納出其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和主張:作為微觀基礎的企業自生能力、比較優勢原則的處方和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共存。

[④]我國學者詹懿就認為,過于強調“比較優勢”的產業選擇模式,使中國企業在嵌入全球生產體系和國際分工網絡過程中陷入了高能耗、低收益的粗放型發展泥潭,無法積累向高技術、高品質產品升級的能力。具體可參見:詹懿.中國現代產業體系發展中的五大誤區. 現代經濟探討,2013(10):10-14.

【高冠中,吉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本文原載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18年02期,作者授權察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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