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學問不可“無問西東”

毛澤東讀宋朝政論文的時候,說言不及意,大而無當,基本是批評多。說宋朝,特別是北宋,所以不要看它光豪邁,沒有用,要辦事。“橫看成嶺側成峰”,你要翻成政治詩你就看出危險性了,它里面是禪宗意識,沒有擔當:說你是宋朝人就宋朝人,說你不是宋朝人就不是宋朝人,為什么說你是宋朝人,你把你當宋朝人,把你不當宋朝人你就不是宋朝人。那這不就完了嗎?

張文木:學問不可“無問西東”

學問要有方向感,不可“無問西東”。沒有方向的學問是要亡國的。毛澤東說的完全對:“學問再多,沒有方向,等于無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頁。)

戰國時的齊國怎么滅亡的?太有錢了,一有錢就飽暖思淫欲,腦子就不行了。富不過三代,因為第一代打出來是有江山的,有經驗。第二代有財富,財富使經驗消失了,有錢就沒有經驗,有經驗就沒錢,沒辦法,經驗又不能繼承,只有繼承財富。當你繼承財富的時候,上帝就不給你經驗了。所以有很多有錢家的孩子,或政治家總把孩子放到艱苦的地方去,從小就下去,只有下去才能接好班,家族的班能接,黨的班能接,革命的班能接,國家的班你也接。能做下人才能做上人,能吃多大的苦,才能享多大的福,是辯證的。直接從福過來就什么都做不好。剛才我說的齊國就是這樣。齊國太有錢了,就玩兒虛,玩什么?玩“百花齊放”,玩“稷下學宮”,在那兒做研究,弄一些人,好像聲勢浩大,實則脫離實際。弄什么“白馬非馬”,戰士騎著馬要打仗,告訴戰士他騎的不是馬又是馬,戰士怎么打?

宋朝也是這樣。宋朝“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是個亡國的人,他寫詩是很豪邁,但是打不到點兒上。毛澤東讀宋朝政論文的時候,說言不及意,大而無當,基本是批評多。說宋朝,特別是北宋,所以不要看它光豪邁,沒有用,要辦事。“橫看成嶺側成峰”,你要翻成政治詩你就看出危險性了,它里面是禪宗意識,沒有擔當:說你是宋朝人就宋朝人,說你不是宋朝人就不是宋朝人,為什么說你是宋朝人,你把你當宋朝人,把你不當宋朝人你就不是宋朝人。那這不就完了嗎?所以宋朝人跑得特別快。你研究一下宋朝的“靖康之恥”,再研究一下明朝的“土木之變”,于謙有擔當,明朝人就擋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沖擊。宋朝,北方金人一來就跑,一跑,半壁江山就沒了;明人擋住瓦剌大軍,近兩百年的江山就出現了。有時候人的精神很起作用。

戰國時齊國搞唯心,秦國還給他錢,給黃金,現在叫課題費,給它好多課題費,叫齊人在那兒自行腦殘,自己把腦子壞掉,最后秦國打仗的時候打到齊國門下。齊王建主動稱臣投降,秦國給他一個地方叫共的封地,有松樹蒼柏,就是不給吃不給喝,讓他知道什么是唯物主義。秦王是在諷刺他,你不是喜歡蒼柏、白云嗎?就叫你在這兒沒吃沒喝的,生生餓死。

我們中國人天生傾向接受唯物主義。這是因為中國人所遇到的亡國災難都是唯心主義的結果。毛澤東思想中的實事求認識論的形成是有五千多年實踐經驗的中國人的必然選擇。

漢朝的時候,西漢還好一點,東漢就脫離實際了,空講名學,就像今天空講普世一樣,跟宋朝空講理學一樣。普世,什么事不管,先問符合不符合名學,這是古代的“本本主義”。曹操說了一句很狠的話: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這句話說起來狠,實際上就是反名學,因為東漢名學太不管用了。實事求是思想就在東漢提出來的。提出這個思想是由于當時社會太不實事求是了。北宋是怎么回事?北宋是經濟發展太好了,你看看麥迪遜寫的《世界經濟千年史》說宋朝經濟是世界最好的,但意識形態卻是空講理學。講理學還摻雜加了禪宗的思想,比東漢更糟糕。禪宗是亡國的學問,其特點是沒有擔當。作為個體人往往喜歡它,原因在哪兒呢?他能讓人的痛苦能得到解脫,但卻指不出前途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是這個;有什么前途、方向,不知道。禪宗對宋朝的思想界影響很大,蘇軾那首詩是典型的禪宗思想,魯迅筆下的“阿Q”是禪宗的墮落形式。

北宋亡,朱熹出。朱熹這個人是革命的理學家,他貢獻是他將理學從天上拽到地下,他把“四書”放在學堂至尊必讀的地位。“四書”的特點是什么?經世致用。這與今天我們把馬列的著作放在講堂至尊地位的作用很相似。馬列放到咱們的主講地位是對的,我小時候在西北大學在那兒讀書,我是外語系。當時我學的專業是英語,大家聽我今天講課沒有什么詹姆斯、湯姆斯、約瑟夫·奈之類,說那不管用。就是說中國話辦中國事,中國事辦成才能說世界的事。當時我在西北大學時候聽政治經濟學的課,就幾個人,我聽到底了,那課對我一生都有好處。馬克思寫的《資本論》,那是真的好,如果你很小的時候讀過《資本論》,那你從小就站到理論的制高點上。實在不行,學毛選也行,毛選也是很偉大的,說得都是唯物主義,人要吃飯,還是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孩子們把這些都忘了,你看現在拍的戰爭片,那么殘酷的環境,都是美女,長睫毛,一閃一閃,臨死的時候還問愛不愛?聽到回答說愛!頭一歪,死了。大家想可能嗎?沒有生死感,都是愛。日本人跟國民黨愛,國民黨跟共產黨愛,忘了組織任務,愛情高于一切,不要組織,那在當時是不可能。你先放在家里看看,家里遇上急事,你看看會不會這樣?不會。但是為什么要玩兒這個?吃飽了。我聽我媽說,我爸找我媽的時候,從陜北背著一大麻袋的饅頭。這是饑餓年代,這個管用。現在孩子就認為信用卡管用,其實,這些是最脆弱的。饅頭管用,這就是唯物主義,這是馬克思給我們講的最樸素的道理,由此,便有了價值和使用價值對立,有唯物辯證法。

宋朝是中世紀世界各王朝中財富積累最多的國家。據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西歐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處于最低點。其水平顯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紀時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國、印度以及東亞、西亞的其他地區的水平”;麥迪森同時也認為“11世紀是西歐經濟開始上升的轉折點”。這就是說,中國宋朝經濟已處于世界經濟發展的巔峰。與此同時,宋代人的認識離實際卻是漸行漸遠,唯心主義成了意識形態的主流。北宋末期周程理學,認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這時的“理”,類似今天一些人講的所謂高于具體國情的“普世價值”,與此相應,宋朝人才選拔途徑也墜入東漢名學的末路:取仕途功名的路徑與實際經驗嚴重脫節。

人的思想及其理論一旦脫離實際,學風也就隨之墮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國家的衰落。與蘇轍同代的司馬光也感受到空談普世價值(即所謂“天理”)給國家帶來的危險。他雖身系朝政,卻仍無力回天,無奈只有將自己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寄托于筆下。在司馬光筆下的《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興衰,系民生休戚”的歷史事件,其目的是“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全書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導致國家分裂、諸侯雄起的政策失誤開篇,記載了長達1362年的歷史,一個故事一攤血,沒有口號,絕無大話,更無空話。它猶如暗夜里閃電,晴空中驚雷,與當時那嚴重脫離實際、空論普世理學的學風形成強烈的對比。盡管《資治通鑒》沒有警醒沉湎于詩詞書畫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沒有警醒作秀成癮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華民族。明亡后,中國大凡有作為的政治家,案頭首選多為《資治通鑒》。其中那經世致用、不尚空談、實事求是的學風,為后來中國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認識論基礎。

空論使宋人最終受到報應:皇帝竟被自己原來瞧不上的金人虜去,后宮妃嬪與貴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東京城中財富被掠一空。北宋亡后第三年,朱熹出世,南宋初的彌漫于知識階層的思想主題是救亡,這對朱熹影響很大。朱熹不當官,做學問,他做的學問是真學問,我們說朱熹是偉大思想家,不要僅糾結于他的“纏腳”小節,最重要是他占領了當時的思想陣地,將宋人的思想從天上拉到地上。他當時的學術辯論主題都是談這個問題的。

朱熹之后,中國的思想界開始進步了,講究經世致用的學問。明朝末又出來王陽明,王陽明的特點在哪兒呢?就是讓人將思想之根進一步落實扎深。正心,就是講立場。為什么?北宋人、明朝人太不講立場,空學之士,讀書很多,形式主義也很厲害,就是不管用。就在崇禎臨死時還說讓人在他死后用他的頭發蓋住他的臉,不要影響了老百姓。死前都要來個范兒。那時整個時代都在作秀,所以王陽明說不能這樣,要正心。

從王陽明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發生巨大變化,什么變化?抓槍。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再往下走,毛澤東、蔣介石。其中大多數人書寫得好,槍打得好。我說打槍不是真打槍,是會抓槍桿子。在這方面,毛主席說蔣介石是我們的先生。當時我們黨恰恰誕生在這個時代,當時我們學真理為什么學得這么快呢?失敗了。宋朝人被他瞧不起的人打敗,是蒙古人,明朝又是被滿清人打敗。文人自問,我比你好,怎么就被打敗了呢?書讀了那么多,人家在馬上就把你干掉了,那就是自己有問題。最后王陽明說我們要正心。朱熹是宋朝將知識分子從天上拉到地上的人,王陽明是明朝將知識分子的基調定在國家立場上的人。有立場了,就有了對手;有了對手,就有了戰略與策略。后來才有“中學為體”認識——這是封建時代“獨立自主”認識的不同表述。到十月革命,我們又把共產主義的思想扎根到本土上,都講扎根的問題。

在中國湘湖一帶有經世致用的傳統,湘湖文化的本質在這兒,不在“之乎者也”。現在我們學孔子學歪了,戴個大儒帽,穿個大儒服,在那表演得要死要活。這樣是救不了民族的,靠這個東西,會敬茶等等沒有用,關鍵要拿槍,干革命。為什么?還是衣食住行,人要吃飯。有時候在一個大的歷史長河中,我們的民族覺醒的時候恰恰是在衰落時期,大衰落帶來的就是大覺醒,大災難就是大成長。所以研究朱熹一定要研究南宋的救亡,朱熹誕生在一個救亡的時代,脫離這個事實背景,朱熹就研究偏了。

如果說司馬光是宋以來中國政治家政治自覺的開山鼻祖,那么,朱熹是同期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自覺的開山鼻祖。

近代以來,我們瞧不起洋人。在18世紀末,洋人與我們爭的是跪還是不跪,半跪還是全跪的問題,可到了19世紀末,就變成你給他跪的問題,還是兩個膝全跪,倒過來了。19世紀末,八國聯軍進來,跪都留不住一條命。有些人相信知識就是力量,那個時候知識真沒力量。宮女都會背詩,人家都不會背詩,進來人家把你死命往水池里推。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的時候,你說我是著名學者,人家殺的就是你著名學者,你不投降就殺頭。當時你舉個奧地利旗都能救命,舉中華民國的旗救不了命。那個時候你就知道了亡國的滋味。羅馬人當時征服地中海的時候,地中海人說我有文化,你征服不了我,羅馬人說把你征服了我就有文化了。結果羅馬征服地中海后,那些亡國的數學家、哲學家都給羅馬人中最沒文化的家庭當奴隸,人家有意識把他派到哪里去。為什么呢?提高羅馬人的文化素質。

脫離實際要亡國。湘湖一帶為什么能出現這種經世致用的思想,它和朱熹、王陽明、王船山等學者在這的講學活動有關,這樣出現了一批一批真學者。

【張文木,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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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無問西東 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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