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興華:關于新時代黨的領導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思考

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上已經提前實現了小康社會預期的目標,總體上解決了人民溫飽問題,基本達到了小康水平,并進入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新時期。在這一新征程新時期,我們要貫徹新的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衛興華:關于新時代黨的領導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思考

新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體現在一個強有力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執政黨領導一切的巨大成果;體現在對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認識及與之相關的總任務和奮斗目標的明確;體現在發展更重質量并建設一個現代化經濟體系,尋求更有質量的增長。展望中國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新時代,我們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認清主要矛盾的新變化,以新理念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為人民的美好幸福生活而奮斗。

堅持加強和完善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獲得了民族獨立和人民的解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洗雪了百余年來任由列強侵略宰割的恥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舊中國所遺留下來的生產力極端落后的基礎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提出和實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制度,進行了近4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并進入“強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黨的正確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民族復興必然是空想。創建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勝利,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武裝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黨的十九大報告在闡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內涵時,指出:“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正因為如此,必須從嚴治黨,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社會主義事業必須共產黨領導,有其客觀必然性。社會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與以往一切社會形態的產生和發展有根本性的區別。以往新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萌芽是在舊社會制度中產生,并逐漸發展,最后取代舊的制度,建立起新的社會制度。就資本主義制度來說,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如馬克思所說,遠在14世紀就在地中海沿岸地區和國家產生了。16世紀西方一些國家就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但直到19世紀初期,還沒有“資本主義”概念產生。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同生共存的,但“市場經濟”的概念直到19世紀末還未出現。國外學者和少數國內學者曾探討“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概念最初由何人,在何時、何著作中提出,但至今依然顯得雜亂無章,無確實證據可立論。如果查證,最早從社會經濟制度涵義上提出“資本主義”概念的就是馬克思。雖然在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在論著中還很少使用資本主義概念,但在個別地方還是使用了。如在1857年至1858年的《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講道:“有一種幻想,以為資本家實際上是‘節約’的,似乎正因為這樣他們才成為資本家——這是一種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才有意義的要求和想法。” 直至19世紀60年代,馬克思在著作中才開始普遍運用資本主義概念。

雖然資本主義經濟離不開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一詞出現得更晚。從現有資料看,最早提出市場經濟一詞的是列寧。他在1906年的《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斗爭》一文中提出:“只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只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同時一切生產資料歸勞動者所有,“才能消滅一切剝削”。西方國家后來宣傳市場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是用以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西方學者廣泛使用和宣揚市場經濟,是在20世紀30年代及以后的時期。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產生過一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大論戰。一些西方學者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相等同,把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相等同,用資本主義否定社會主義。由此,市場經濟概念才在西方國家廣泛流傳起來。

可以看出,資本主義是先有社會經濟制度的產生與發展,后有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概念及其理論的形成。這表明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是一個自然而然的自發演進的過程,并不是事先在封建主義內部建立起一個主張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政黨、提出資本主義概念和理論、有領導有規劃地開展資本主義運動、自覺實現和推進資本主義的過程。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以后,也不會出現倒退回封建制度的事情。因此,不需要提出要堅持資本主義道路和方向的問題。

社會主義產生和發展,與以往社會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有根本的不同。“社會主義”一詞是個廣義的大概念。先有“社會主義范疇”“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革命”,后有“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我們講“社會主義500年”,是先有社會主義思想和理論,后有社會主義實踐。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后,一切社會主義事業都是有領導、有組織、有規劃的自覺的行動。脫離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沒有黨用科學的理論教育、掌握和發動群眾,社會主義事業不可能勝利。

從人類以往的發展歷史來看,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建立和發展后,不存在倒回舊制度的可能。世界上一百多個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個會倒退回封建制度去。因此,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和理論家會提出要堅持資本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方向。而我國則要不斷強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方向。如果不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黨的領導,不自覺地去進行社會主義的發展和改革,發展了的社會主義也可能倒退回舊制度去。某些原社會主義國家亡黨亡國、倒退回舊制度的歷史事實就是殷鑒。放棄或削弱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事業必然難以成功而最終轉向失敗。

認清新時代主要矛盾的新變化

新中國建立后,生產力一度極端落后,廣大人民群眾缺衣少食。在黨的領導下,經過三年的發展,到1952年,我國國民經濟就恢復到1936年的水平。1953年,我國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得較好,在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兩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1956年,黨的八大是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期間召開的。黨的八大決議提出了我國主要矛盾的轉化,即由三大改造前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轉化為“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在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后,黨的八大決議對主要矛盾轉化的論述,總的說來是正確的。

但是,1957年“反右”運動后,我國放棄了八大決議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將主要矛盾規定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1958年,我國違反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發展狀況的規律搞大躍進,想通過建立人民公社實現共產主義,脫離生產力落后的現實,干了許多超階段的事。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把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總結新中國建立后在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中的經驗教訓,根據我國生產力落后、經濟短缺、人民生活的基本物質文化需要不能滿足的現實,我國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1981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明確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在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在以往多次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系統和比較充分地論述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并以此作為黨和國家制定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路線、方針和政策的理論依據。

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我國都要提出相應的社會主要矛盾的具體內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既然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方針,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自然也需要改變。鄧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提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國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 1981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主要矛盾表述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二大報告確定了這一表述。對這一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一直延續到黨的十九大報告前。

黨的十九大報告改變了原有的表述,提出了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我國已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時代,應“明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九大關于主要矛盾的變化的表述,反映了我國生產力快速發展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已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的事實,是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

我們需要清楚的是,兩種不同表述的社會主要矛盾,都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供給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的矛盾。應當分清生產供給不能滿足消費需求,既可以是指生產力絕對落后、日用消費品絕對短缺的情況,也可以是指矛盾的內涵雖然發生變化,但生產力還是相對落后、供給不能滿足提高了的需求的情況。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召開前正是從后一種意義上論述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的。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1月29日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我國發展雖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之所以這樣講,是在提醒和激勵我們要看到不足,要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繼續奮發圖強。2016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再一次重申:“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這是我們謀劃發展的基本依據。”

雖然兩種不同表述的社會主要矛盾,都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都是人民的需求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但是社會主要矛盾的具體內涵已有很大改變,原來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是生產力極端落后,不能滿足人民群眾低水平日用消費品的需要,什么都要憑票證限量供應。而改革開放已近40年的今天,生產力大幅提高,我國已經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已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主要矛盾內涵發生了變化,一方面低端產品產能過剩,需要減少無效供給、增加有效供給,另一方面中高收入消費群體的物質文化需求得不到滿足,要求提供高質量、更安全、符合個性需求的高端產品。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內容不限于物質文化方面,已擴展到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社會主要矛盾已表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講道,“同時,我們也清醒認識到,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國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們自己的標準,中國還有7000多萬貧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則還有兩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中國城鄉有7000多萬低保人口” ,這也是事實。

社會主義主要矛盾內涵的這種轉變,其實黨中央早已認識到并采取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對策。我國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時代,新時代主要表現之一就是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的重大變化,明確提出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有利于我們自覺地朝向新時代的新任務、新目標砥礪前行,為人民的美好幸福生活而努力奮斗。

認識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從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算起,我國的發展要經歷相當長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時間。從實際發展過程來看,可將其分為三個不同時期。前30多年是生產力落后、人民群眾生活貧窮時期; 大約從1987年到2020年,即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間30多年是實現全面小康任務的時期;再經過30年的發展,到本世紀中葉,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建立起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又可分為兩個階段來安排。第一個階段是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是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那時,我國就會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在全球領先的國家。這樣具體劃分兩個新階段,有利于全黨全國人民明確近期與遠期需要完成的奮斗目標。

現在,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上已經提前實現了小康社會預期的目標,總體上解決了人民溫飽問題,基本達到了小康水平,并進入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新時期。在這一新征程新時期,我們要貫徹新的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經過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我國的經濟增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要看到,我國過去的高速經濟增長,在長時間中主要是粗放型增長,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益。在當時的人口紅利和資源紅利下,生產成本較低,但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是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為此,黨中央提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科學發展觀等經濟社會發展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系列新發展謀略和思想: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用新的發展理念統領發展全局;適應、把握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發展主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使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等。

黨的十九大汲取和豐富了上述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戰略、新思想,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變增長動力的攻關期,提出了“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任務、新舉措。

“現代化經濟體系”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要求“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實體經濟是提供滿足人們多種生活所需產品的經濟部門,我們不能輕實體經濟而重虛擬經濟,也不能將實體經濟僅僅解讀為創造價值的物質生產勞動部門,實體經濟也包括商業、文化、服務業。我們要按照黨的十九大要求“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此,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建設創新型國家,實現創新驅動發展。黨的十九大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創新,包括理論創新、制度創新、體制創新、管理創新、科技創新等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科技創新,特別重在顛覆性技術創新。為此,需要建設一支具有國際水平的戰略性科技人才隊伍。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不能脫離開農業的現代化。要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等。要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通過深化改革和轉變發展方式,加快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發展;振興、推動中部地區崛起;率先實現東部地區創新引領優化發展。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組成部分。要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察網www.mwcna.icu摘自《前線》雜志201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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