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這樣議論巴黎圣母院,問過雨果嗎?

今天,當很多中國人在塞納河邊沉醉,為巴黎圣母院宏偉的大理石雕、斑斕的彩色玻璃而震撼的時候;也有很多中國人在圓明園大水法的殘柱前扼腕、流淚。對人類文明遺產的珍視與喜愛,對文明遭遇破壞的惋惜和憤怒,這種心情是一樣的,是可以共通的。更何況當年的“戰利品”并沒有“被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中國人也沒有等到一句道歉,雨果泉下有知,或許沒有合眼;歷史的傷痕,也沒有完全愈合。既然大多數中國人選擇了寬容與原諒,我們也要寬容那些還不能接受寬容的聲音。歷史的審判很難代替現實的審判,抽象的理性很難抵過現實的認識,這是公正與理性實現之難。

1865年3月23日,雨果在日記上寫到:下雪,買下一大批中國的絲織品,賣主是個參加過遠征軍的英國軍官,東西是他從中國皇帝的圓明園搶來的。15(英鎊)360(法郎)。老天吶,整個中國在地上跌得粉碎!

你們這樣議論巴黎圣母院,問過雨果嗎?

在后來選入中國語文課本的名篇——《就英法聯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寫道: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凈凈的法蘭西會把這份戰利品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那才是真正的物主。

我們把平等不偏私稱為公正,把相信公正的實現稱為理想。然而159年過去,雨果當年期盼的歷史的公正依然沒有實現。

從今天早晨開始,巴黎圣母院的一場火引發了中國輿論場的一場火。最新的輿論是,對那種把巴黎圣母院和圓明園聯系在一起的聲音嚴加批判,他們說,這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以歷史的名義發泄自己的情緒,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義和團”。

你們這樣議論巴黎圣母院,問過雨果嗎?

巧了,巴黎圣母院和圓明園是能“混”一塊的,還不是別人,就是雨果。

孤獨的雨果

我們現在都知道,雨果是世所敬仰的大文豪,他的小說《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影響了無數人。

我們卻很少知道,雨果在世時是不怎么受待見的。曾經因為反對拿破侖三世復辟,被迫流亡英吉利海峽中的根西島19年。

他一生曾為兩座人類文明遺產大聲疾呼,都不能遂他的心愿:一座是圓明園,一座是巴黎圣母院。

今天巴黎圣母院之所以有這樣的影響力,跟雨果的小說《巴黎圣母院》,那個“艾絲美拉達”、那個“卡西莫多”有非常大的關系。雨果當年創作這本小說的初衷,也是想批判當時把藝術“視同草芥”的法國人,呼喚人們對歷史遺產的重視。

你們這樣議論巴黎圣母院,問過雨果嗎?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巴黎圣母院差點被摧毀。教堂被改為“理性神殿”,后來準備改成倉庫,門洞上方“國王廊”里的二十八尊以色列和猶太歷代國王雕塑,被憤怒群眾當做王權的象征,拆下來當廢品賣了。圣母院珍寶庫被洗劫一空,到處是被移位的雕像和砍了頭的雕塑。

為此痛心疾首的雨果,開始了十多年的奔走呼吁,終于在1844年等到了修復計劃,然而雨果又發現,負責修復工程的建筑師夾帶了許多個人風格,雨果憤怒斥之:

【“眼看中世紀建筑藝術已落入何人手中,眼看今日涂泥抹灰的庸手如何對待這一偉大藝術的遺跡,真叫人痛心”。】

你們這樣議論巴黎圣母院,問過雨果嗎?

當然,這在當時的法國屬于“多余的啰嗦”了。

圓明園同樣如此。

有中國學者研究,《就英法聯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實際歷史上并不存在巴特勒上尉這個人,創作時間也不是在1865年附近。雨果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過去10年,歐洲輿論已經忘記了這場戰爭之后,依然念念不忘、義憤難平,在整理個人集時特意寫作了這一篇并加進去的。

包括,他反對拿破侖三世的統治,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他對中國的同情、對侵略戰爭的憤怒。

1870年,拿破侖三世想搞一次投票,確認法國人民支持他的第二帝國,有人詢問雨果的態度。雨果回答“反對”,因為拿破侖三世“聯合英國給中國看看歐洲這個文物破壞者的形象,用我們的野蠻行徑讓野蠻人目瞪口呆,和摧毀巴特農神廟的額爾金的兒子合伙焚毀圓明園……”。

你們這樣議論巴黎圣母院,問過雨果嗎?

雨果說,在根西島流亡期間說的這些話不是他的話,“這只是真理和正義在無限之中永恒而響亮的顫動”,是良心在說話。

正是本著這顆良心,雨果從保護人類共有的文明遺產角度,把巴黎圣母院和圓明園放在同等的天平上,為它們的毀壞痛心疾首,他在為歷史的公正疾呼。

但是,雨果在他那個時代又是如此孤獨,他為之疾呼的兩個遺產,巴黎圣母院面目全非、圓明園化為灰燼。誰都期待公正公理,抽象的道理誰都明白,但要在現實中實現它,又是何等之難。

公正,該如何是好

還是在《就英法聯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寫道:

【“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過錯;政府有時會是強盜,而人民永遠也不會是強盜。”】

話雖如此,但就當年那些被殺害被強暴的百姓,圓明園無聲佇立的殘垣斷壁而言,他們該恨的是法國、法國殖民者、法國政府,還是法國人呢?

有人肯定會說,當然是殖民者啊,政府和人民要分開。

但就現實當中的一個個具體的人而言,他們經歷過的看到的聽到的不一樣,他們抽象不了。

刀哥小時候對日本人的最初印象,來源于把刀哥帶大的外婆的故事,她說,日本人來的時候,她還是“學生子”,家里的廠房全給日本人的炸彈燒了,她和姐妹躲在雞圈里。她說她一輩子也忘不了,日本人的靴子在地上摩擦出的“踢踏、踢踏”聲。

她后來一生都瞧不得日本國旗。

你們這樣議論巴黎圣母院,問過雨果嗎?

我也從朋友那聽過完全相反的故事,他說他爺爺抗戰時期唯一遇到過的一隊日本兵,對他態度一直不錯,讓他上山砍柴買他的柴火,都會付不少錢,所以他爺爺一直覺得,日本人也沒有那么壞。

刀哥聽完這個朋友的說法,一度很“來氣”,但是一想,以當時中國人的受教育程度、國民意識,老爺子是完全根據他的感性認識和經歷來判斷的,自然狹隘,但也難再說什么。

今天,當很多中國人在塞納河邊沉醉,為巴黎圣母院宏偉的大理石雕、斑斕的彩色玻璃而震撼的時候;也有很多中國人在圓明園大水法的殘柱前扼腕、流淚。對人類文明遺產的珍視與喜愛,對文明遭遇破壞的惋惜和憤怒,這種心情是一樣的,是可以共通的。

你們這樣議論巴黎圣母院,問過雨果嗎?

更何況當年的“戰利品”并沒有“被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中國人也沒有等到一句道歉,雨果泉下有知,或許沒有合眼;歷史的傷痕,也沒有完全愈合。既然大多數中國人選擇了寬容與原諒,我們也要寬容那些還不能接受寬容的聲音。

歷史的審判很難代替現實的審判,抽象的理性很難抵過現實的認識,這是公正與理性實現之難。

因為有這份難度存在,輿論中因此有一點雜音吧,我們也沒必要感到羞愧。

【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補壹刀”,授權察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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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你們這樣議論巴黎圣母院,問過雨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