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用馬克思主義透視“生育基金”和“丁克稅”的荒謬性

這些媒體僅僅強調現在生育率急劇下降是因為養孩子的成本急劇上升,卻只字不提是什么原因導致的養孩子成本急劇上升,更不敢提導致養孩子成本持續上升的醫療、教育和住房等一系列全盤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主導者資本勢力。因此,其開出的藥方,也就是在不觸動資本勢力的前提下靠“真金白銀的公共投入解決人們生娃的現實之慮和后顧之憂”同樣不具備什么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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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用馬克思主義透視“生育基金”和“丁克稅”的荒謬性

8月14日,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在第13版“思想周刊·智庫”欄目刊發了劉志彪、張曄聯合撰寫的題為《提高生育率: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的新任務》的署名文章。其中最引人關注的部分是,該文建議設立“生育基金制度”,規定40歲以下的公民每年必須按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生育基金:

【可規定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以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生育基金,并進入個人賬戶。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時,可申請取出生育基金并領取生育補貼,用于補償婦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斷勞動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損失。】

8月16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核心成員胡繼曄在就“生育基金”的相關問題接受國富智庫專訪時又表示,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來鼓勵生育,還要對丁克家庭征收“社會撫養稅”。

(政法大學教授:不僅要設生育基金 還要對丁克征稅_新浪財經_新浪網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18-08-17/doc-ihhvciiw4071523.shtml)

一時之間,這些建議引起了輿論嘩然。不僅有不少普通網友紛紛斥責,甚至連央視網這樣的主流媒體都加入了討伐大軍當中,強調繳納生育基金不合理:

【之所以當前中國生育率不高,除了經濟社會發展、婦女勞動參與度提高等客觀原因外,養孩成本的急劇上升是重要的原因,這是社會的共識。
有些年輕人不是不想生,而是確實壓力太大,對癥下藥的良方在于通過一系列有效的優撫生育政策和真金白銀的公共投入解決人們生娃的現實之慮和后顧之憂,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從老百姓身上薅羊毛,這看似為國分憂,實則是荒腔走板的高級黑。(“設立生育基金制度”是一項荒唐的建議_搜狐新聞_搜狐網http://www.sohu.com/a/247922054_428290)】

鹿野:用馬克思主義透視“生育基金”和“丁克稅”的荒謬性

應該怎樣看待輿論界的這種交鋒呢?筆者個人認為,我們不能簡單的用建立在西方自由主義基礎上的那些碎片化的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理論去分析中國的社會問題,而應該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來分析現實問題。這樣,很多看似一團亂麻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術主要研究方法就是從一個現象解剖,然后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于這一個原因。比如說,西方的馬爾薩斯人口學理論就認為人口過多就必然導致經濟發展落后,如果不強制計劃生育,就會有戰爭和瘟疫來自動調節。而現在一些鼓勵人口增長多生育的西方人口學派又把現在的低生育率和少子化作為當前西方世界面臨著經濟停滯以及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強調只要生育率上去了,很多社會問題自然而然就解決了。

如果要是按照這些建立西方自由主義基礎上的人口學理論,那么“生育基金”和“丁克稅”(網友們對“丁克家庭征收社會撫養稅”的俗稱)等措施確實是可行的。從很多人反對這件事本身就可以看出,現實當中的確有不少人害怕征收“生育基金”和“丁克稅”。只要是征收的比例高到一定程度,生育率至少會提高一些。如果要是把現在嚴重少子化視作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源的話,那么這種做法就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如果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分析,就會發現這些西方人口學的觀點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無論是企圖把減少人口增長作為改善人民生活關鍵因素的強制計劃生育,還是企圖把提高生育率作為實現社會發展的鼓勵生育措施,在理論前提上都有問題。人口僅僅是對社會發展的一個影響因素而非決定性因素,正如斯大林在著名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親自加寫的以下幾段話所指出的:

【人口的增長,人口密度的大小,無疑也包括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這一概念中,因為人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必要因素,沒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會物質生活。人口的增長是不是決定人們社會制度性質的主要力量呢?
歷史唯物主義對于過個問題的答復也是否定的。
當然,人口的增長對社會的發展有影響,它促進或者延緩社會的發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它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不可能是決定的影響……如果人口的增長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那么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會產生出相應的較高類型的社會制度。可是,事實上沒有這樣的情形。中國的人口密度比美國高三倍,但是從社會發展來看,美國高于中國,因為在中國仍然是半封建制度占統治、而美國早已達到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

事實上,如果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當前中國出現的出生率急劇下降只不過是問題的表現形式,而不是問題的根源。其出現也主要是因為資本勢力過度膨脹導致的撫養成本提高和人民生活相對貧困化,而并不是計劃生育等政策性原因。否則,為什么實行鼓勵生育政策的日本和韓國生育率和中國大陸差不多,香港、臺灣和新加坡甚至要比中國大陸還要低呢?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生活成本的提高超過財富的增長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特征:

【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扎到公社成員的地位,小資產者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扎到資產者的地位。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并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越來越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資產階級再不能做社會的統治階級了,再不能把自己階級的生存條件當作支配一切的規律強加于社會了。】

“生育基金”和“丁克稅”等措施之所以引發民眾不滿,最根本的原因是這些措施明顯的站在了資本勢力一邊。因為在現實當中,少數富人群體的生育率是比較高的,高撫養成本對于他們來說并不算什么生活壓力,甚至不少人還是高學費、高房價、高藥價的受益者。以前盡管實行了強制的計劃生育措施,但是這個群體當中諸如像某著名導演生育七個子女這種多生育現象仍然非常普遍。如果實行這些政策,就會導致原本生育愿望較強的富人群體事實上得到了獎勵,而養不起子女的中下層群體則又一次承受了罰款。即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少子化,但是會加劇貧富差距,制造的社會問題很可能更大于解決的社會問題。

但是,這并不代表央視網等另一部分主流媒體對這些政策的批判就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這些媒體僅僅強調現在生育率急劇下降是因為養孩子的成本急劇上升,卻只字不提是什么原因導致的養孩子成本急劇上升,更不敢提導致養孩子成本持續上升的醫療、教育和住房等一系列全盤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主導者資本勢力。因此,其開出的藥方,也就是在不觸動資本勢力的前提下靠“真金白銀的公共投入解決人們生娃的現實之慮和后顧之憂”同樣不具備什么可行性。試問,在資本壟斷了大多數社會資源的情況下,國家的錢從哪里來呢?難道靠多發行鈔票制造通貨膨脹來彌補虧空嗎?這樣做難道就不是從老百姓身上薅羊毛了嗎?這種做法最多也只能算是揚湯止沸罷了。

鹿野:用馬克思主義透視“生育基金”和“丁克稅”的荒謬性

因此,真正解決當前少子化問題,就不能不涉及資本勢力這個造成的問題根源。只有重建公有制基礎上以人民為中心的醫療、教育、住房和就業制度,釜底抽薪的解決高藥價、高學費、高房價和高失業率等問題,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當前的低生育率問題。

當然,這并不是說不需要什么技術手段,但是更重要的問題是,很多技術手段也只有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發揮出有效的作用。比如說,《提高生育率: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的新任務》提出了靠稅收支持或財政補貼來解決解雇懷孕員工問題的方案:

【我國婦女就業率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婦女的就業保障措施尤為重要。由于女性在產假和哺乳期間可能被迫中止勞動,企業為減少損失往往選擇解雇懷孕員工,導致女性生育后喪失原有職位,極大削弱了婦女的生育意愿。尤其是高知女性,職業發展壓力更大,生育意愿更低。可對企業進行一定的稅收支持或財政補貼,鼓勵企業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崗婦女的崗位。】

然而事實上,追求利潤是私有制的必然結果。除非國家提供的稅收支持或者財政補貼超出了產假和哺乳期間女工休息造成的損失,否則私人企業當中違規解雇休產假的女工等現象就不會改變。而如果要是國家給予的補貼很高,那么同樣無異于靠減少其他方面的支出來資助私人資本,從而加大貧富差距,最后制造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更多。

但是,要是實施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問題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問題了。因為公有制下違規的利潤不會落到個別人手里,所以人們就不會有這種違法違規的沖動,只要法律明確規定不允許這么做,就可以用極低的成本解決解雇生產女工的問題。不信的話我們可以想一下,今天有幾個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在編女性工作人員是因為懷孕生產被解雇的?

另外,我們還可以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及我國歷史上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比如說,今天的朝鮮和古巴都為孕婦們全程免費提供高水平的婚檢、孕檢和產檢,一旦發現胎兒有遺傳問題就及時告知父母。這種做法無疑對實現優生優育,減少遺傳性疾病有很大的作用。還有,像我國歷史上定期按人口重新分配承包地的措施曾經有效的提高了生育愿望。因此,我們應該盡快取消“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措施,重新恢復按人口定期重分承包權的做法。這樣既有利于提高農民的生育愿望,也符合農村大多數農民主張的社會公平:

【有64.8%受訪的農民認為該項政策不好,理由是30年時間太長,“死去的人占著地,增加的人沒有地、吃不上飯,不公平”。……這表明,盡管中央一直強調穩定土地承包關系.但在實行數十年的土地公有制的影響下.“土地均分、人人有份”仍然是相當數量農民群眾的訴求。
——張紅宇著;厲以寧,艾豐,石軍主編,新型城鎮化與農地制度改革=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中國工人出版社,2014.12,第252頁】

總之,要解決當前的低出生率問題,既不能靠征收“生育基金”和“丁克稅”這些懲罰性措施,也不能簡單地通過國家補貼。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限制資本勢力,大力發展公有制,逐步降低人民的生活成本,同時采取一些配套的技術手段,才有可能實現人口與社會的健康發展。

【鹿野,察網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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