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起民:延安時期毛澤東鄉村文化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認識和革新鄉村文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文化建設的基本問題之一。在進入陜甘寧邊區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鄉村文化建設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了持續系統地探索。戰爭環境下的文化動員政策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城鄉文化建設的失衡問題,更難以實現革命文化扎根于鄉土的目標。為應對這一問題,毛澤東力圖通過群眾路線實現中國共產黨與鄉村民眾之間的良性互動,加強知識群體與基層群眾的聯系,提高中國共產黨對鄉村文化的整合效能,推進新文化扎根于鄉村社會。這些理論思考和實踐經驗對于新時代鄉村文化振興實踐具有重要價值。

吳起民:延安時期毛澤東鄉村文化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建設的過程中,認識和革新鄉村文化是貫穿根據地文化建設的基本問題之一。在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持續系統地探索了鄉村文化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目前,學界主要從兩個角度涉及這一問題:一是從文本梳理的角度呈現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構建過程和基本內涵,但較為缺乏從鄉村基層看待新民主主義文化實踐過程及其效能的研究;二是從文化動員的角度呈現陜甘寧邊區文化政策的鼓動功能,分析革命意識形態在鄉村社會的動員策略和技巧,但較易忽略中國共產黨推進新文化扎根鄉土的深層訴求及其實踐經驗。本文在充分吸收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結合陜甘寧邊區鄉村文化建設的基本過程來梳理毛澤東關于鄉村文化建設問題的認識軌跡,分析毛澤東從關注鄉村文化動員深入到塑造鄉村新文化的變化過程,總結新文化扎根鄉土社會的實踐經驗。

一、戰爭動員:鄉村文化建設的進展與問題

在革命大本營落定陜甘寧邊區后,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建設實踐主要表現為文化界的統一戰線工作和用于戰爭動員的文化運動。在鄉村社會,中共文化工作的主要方式是由知識分子組成的農村工作團等組織進行抗日戰爭的文化動員。在此過程中,具備一定文化基礎的城鄉上層群體較易進行戰爭動員,“運動的主要的推動力量已由黨通過軍政(特別是軍隊)機關轉入到通過城市知識分子及農村中的開明的較高的上層分子(如在野名流、小學教師、個別的保甲長等)這一橋梁階層中”,但農村工作團等組織存在脫離鄉土風俗、“走馬看花式的突擊性與不切實性”、“抓不住農民群眾的心理和迫切要求”等問題,“形成了農村工作中的學生、小學教師和基本農民存著普遍的脫節現象”。盡管戰爭危機加速了新文化群體與農民群體的接觸,但是沒有減緩兩種群體之間的文化異質性,而在散漫的落后于時代的鄉村文化環境下,農村工作團、宣傳隊的文化動員容易脫離鄉村文化實際而變成單向的理念灌輸。

這種文化現象既是中國社會經濟的反映,又在戰爭環境中進一步惡化,而戰爭動員則迫切地要求改變城鄉之間、知識群體與農民群體之間的文化脫節問題。譬如,1939年1月,陜西省委農民部在總結陜西農民運動時指出農村“封建殘余比較濃厚,社會狀況極端復雜”,日軍入侵、自耕農破產、棉花價格下跌等因素加重了鄉村社會危機,導致“農村中的半封建迷信團體非常之多,如佛教會、同善社、道教會、紅槍會”。再如,1940年1月的陜西經濟調查顯示,經濟凋敝嚴重銷蝕著農民的心理觀念,農民痛恨剝削壓迫又渴望成為剝削者,“他們的生活太忙了、太窮了,他們沒有享受新文化的機會,他們老是在古舊的境遇里生活著”。這不僅弱化了鄉村文化的社會管理功能,而且加劇了社會共識的整合難度。

推動新文化從知識群體普及到基層民眾進而達成社會共識是毛澤東關于文化問題的一個重要論斷。早在1917年8月,毛澤東便明確指出中國紛亂的癥結在于思想太舊而無“外觀之識”,道德太壞而無“內省之明”;應從議會、憲法等制度枝節問題深入到哲學倫理學問題,“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故而必須“研究哲學”以同時改造東西方思想,通過“普及哲學”來使“真理流行、群妄退匿”。在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后,毛澤東對此問題的回應是依托中國共產黨進行鄉村社會革命,運用馬克思主義革新鄉村文化。這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等著作中明確地表現出來。進入陜甘寧邊區后,毛澤東在《實踐論》《矛盾論》中著重解決了運用馬克思主義制定政策的思想方法問題,確立了客觀存在對于理論原則的先在性,“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這些為毛澤東糾正文化建設中的教條主義等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思想方法。

經過長征到達陜北后,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宣傳工作方面著力糾正和反思“左”傾關門主義問題,開始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使延安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化人,形成抗戰文化運動的新熱點。然而,延安“文化熱”不等于邊區文化的普及,更不必說提高。艾思奇在1938年3月指出“邊區文化的提高,在目前還是輸入的多,而從地方上發揚起來少”,“延安城的文化的高度,和邊區其它各縣的文化高度是有相當距離的”,“學校閃耀著學生從各地帶來的最近代的文化的光芒,民眾中間卻還存在著中世紀的文化層”。1938年5月12日,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針對上述問題指出,

【“無產階級文學藝術工作者要到革命斗爭中去,同時學習人民的語言”,“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

這一論斷反映了毛澤東對社會文化發展基本趨勢的研判,蘊含著知識群體與農民群體之間的相互改造關系。

為應對戰爭動員的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的政策范圍內把文化人組織在各式各樣的社團里,集中使用,開展文化下鄉工作。從1938年5月開始,民眾娛樂改進會、民眾劇團、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等旨在學習、整理和改造民間文化的組織相繼成立,成為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的會員。譬如,民眾娛樂改進會在成立宣言中承認了鄉村固有文化的社會規范作用和柔韌性,鄉村文化“作為社會道德的標準,作為習慣上的法律,不憑文字也就能保存,發展下去”。1938年5月,陜甘寧邊區文協宣稱“文化界和人民大眾的廣大結合,文化界廣大有組織的深入民間,還是太不夠了”,“善于利用十年來和數十年來文化運動的成果,組織成千成萬的干部到火線中去,到民間去”,承認“固有文化傳統在民間習慣上的深厚影響”。這種轉變不僅加速了新文化的普及,而且說明新式知識群體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鄉村文化的內在合理性,減少了文化運動的外源性風險。

不僅如此,中國共產黨在繼續完善邊區基層組織建設的同時,開始改變農村工作團、宣傳隊等方式,注重培養“群眾領袖”和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文化功能。1938年6月,陜西省委強調

【“在群眾運動開展中,必須使先進的與落后的聯系起來”,“廣大知識分子到民眾中去,不僅起了‘啟蒙’的作用,而且起了組織的作用,使知識分子真正成為把救亡運動深入到群眾中去的橋梁”。

到1938年8月,關烽在陜西全省積極分子會議上指出“現在宣傳隊、工作團之類的方式已經不能行了”,在文化上“對于中國舊道德一概否定”、忽視群眾的民族心理、“把自己從中國自己的歷史中化分出來”,基層黨員“簡直不歡喜不設法和群眾在一起”,必須把文化扎根到群眾中去,“培養大批為群眾所愛戴的群眾領袖出來”。在鄉級組織成立文化促進會,“以幫助與推廣鄉村學校教育與社會文化教育工作的進行”。

隨著陜甘寧邊區文化教育組織網絡的完善,中國共產黨對鄉村文化表現出了較強的政策靈活性。一是對會道門等組織的政策漸趨強硬。如1938年7月15日,陜甘寧邊區政府發出禁止佛教會、一心會活動的布告,“凡不利于抗戰以致阻礙和危害抗戰者,便不得不分別予以取締和裁判”。二是利用一些民間組織進行文化統戰工作。例如,在農村婦女工作方面注意利用婦女熟識的“媽媽會、拜干姊妹、七巧會、居士會、花會”等形式。三是注重吸收和改造民間藝人。譬如,慶環農村劇校對招收的“舊戲”藝人確立團結、互助、進步的原則,對他們進行掃盲、戒食鴉片等工作,結合其文化進步程度進行政治教育和戲劇技巧培訓;同時審查劇本,“把不合現實及迎合群眾落后意識的部分加以革除”,但是對于“新內容、舊形式過渡到新內容、新形式”保持謹慎態度,“用怎樣速度和分寸改變舊形式,才能和群眾文化進步速度配合得適當,使群眾同樣接受聽看而不礙我們文化的宣傳”。

經過上述過程,陜甘寧邊區的鄉村文化動員在實踐和理論上取得顯著成效。在實踐路徑上,中國共產黨通過統一戰線方式把文化人組織進入社團,通過黨的建設發揮基層組織的文化功能,實現知識群體與農民群體的文化交互。這也推進了中國共產黨對文化建設經驗的理論總結。在1940年1月的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第1次代表大會上,張聞天、王明、毛澤東等人闡發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艾思奇、周揚、冼星海、丁玲等人總結了邊區文化、教育、抗戰音樂、新聞、戲劇、文藝大眾化等方面的經驗。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指出“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眾,就是‘無兵司令”,“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識和教育革命大眾的知識在程度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把工農大眾的文化革新為新民主主義文化。

但是,鄉村文化的戰爭動員政策也開始觸及到改造農民群體觀念、扎根鄉土等深層問題。1942年初,毛澤東指出

【“有些天天喊大眾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過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小眾化”。

張聞天在1942年初的農村調查中便發現了新文化缺乏持續性、鄉村文化反彈等問題。以神府縣賀家川為例。賀姓宗族占主導地位,每個村子按照血緣關系和宗族繁衍,“階級的對立,有時為親族的關系所隱蔽著,而表現得不明顯”;鄉間流傳著積習的傳說和故事,“不衛生與迷信在農村中還相當盛行”,教育設施缺乏,“同過去私塾的教學方法,沒有什么區別”,“總計讀過書的26人,占全人口的6.9 %”,被打倒的迷信再度恢復,黨員大多數是文盲,‘在共產黨員中,也還有個別信神拜佛的”。可以說,鄉村文化的歷史延續性和社會規范功能使之具備了應對社會革命的韌性。這成為新文化走向鄉土社會必須面對的深層問題。

二、走向基層:毛澤東與鄉村文化建設的新實踐

在發動和主持整風運動的過程中,毛澤東推進了關于鄉村文化建設問題的思考。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闡明了中國共產黨文化大眾化的理論、政策和實踐體制。一是明確文化的階級性與文化大眾化的關系,“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因而文化大眾化的路徑是文化工作者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去表達和教育工農兵群眾;二是文藝作品的生產原理,生產過程是“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的原料,經過革命作家的創造性的勞動而形成觀念形態上的為人民大眾的文學藝術”,文化生產的重心是普及,提高是方向,評價標準是“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三是文化大眾化的組織中介是“黨”,黨員文化工作者必須站在黨的立場上,通過反省個體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而爭取在思想上入黨,必須在文化統一戰線中對黨外文化工作者進行團結、批評和爭取的工作。可見,延安文藝座談會從黨與群眾的關系角度理順了知識群體與工農群體的文化關系,對新文化普及問題進行了系統回應。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邊區政府文化工作委員會的王震之、柯仲平、塞克、肖三、羅烽等人召集戲劇界座談會。會議結合毛澤東的講話檢討了以往忽視工農兵的“大戲熱”和忽視邊區實際的“只演死人和洋人”的創作問題,但在普及和提高的結合問題仍然存在分歧。一種觀點認為普及和提高是同時進行的同一個工作的兩方面,但須注意由“普及”轉向“提高”的時機和條件;一種觀點認為文藝運動應有普及和提高的區分,文藝工作者進行專門化分工。大多數人認同前一種觀點,甚至提出戲劇地方化的主張,肯定了平劇所采用的“舊史實,新意義”的做法。這次會議提出深入農村、深入部隊的號召,并建議中共中央成立藝術界戰時的統一領導組織。這種反思使戲劇工作者認識到必須增進新戲劇的鄉土屬性,發揮戲劇改造鄉村社會心理和風俗習慣的教化功能,實現深層次的文化動員。

中國共產黨關于鄉村文化建設的目標開始從表層的戰爭動員深入到塑造新人、新文化的層面。1942年5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會議上對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問題導向作了解釋。他從社會出身和經濟訴求的角度評估了知識群體、工農群體的革命性,強調“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文藝家和工人農民結合的過程”就是知識分子的工農化和工農群體的知識化,以此達到整合社會共識的目的。同時,他還從文化政策內生性的角度揭示了知識群體與工農群體相結合的必要性。如此來看,鄉村文化建設既是一個重新連接不同階層群體的社會重建進程,又是一個把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念轉化為社會共識的文化過程。

隨著魯迅藝術學院等機構整風運動的開展,文化界進一步檢討了脫離實際、脫離工農兵群眾的主觀主義傾向,促進文化工作者在轉化利用鄉土民間文化方面達成共識。在這一過程中,文化界紛紛開始探索各自領域大眾化的藝術形式。邊區文委認為“一切藝術宣傳有由禮堂走到街頭的迫切需要”,特別是結合八一宣傳節在延安各處布置街頭表演,如青年藝術劇院在延安南區文化溝,“因演出戲劇系描寫農村生活,接近下層,觀眾情緒頗高”;文化俱樂部舉辦“街頭畫報”、“街頭詩”、“街頭小說”等街頭藝術展覽;并在文化溝搭建“文化臺”,“除每周作音樂、小型話劇、講演等活動外,并出版街頭畫報、街頭詩、街頭小說等三種大眾化的刊物,輪流放文化臺上”。這些探索相對于工作團、宣傳隊的單向宣教是一種新的探索,在不同程度上嘗試把新文化與鄉村文化加以連接,把新文化的種子放入鄉村文化土壤。

從上述文化界的反應來看,毛澤東關于文化問題尤其是鄉村文化建設的思考蘊含著知識群體與農民群體互為師生、共同改造的內涵。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新式知識群體是大眾的啟蒙者,而基層文化由于被視為封建迷信、落后愚昧而遭到忽略。左翼文化運動時期,文化大眾化除了肯定知識分子的啟蒙角色之外,也在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的影響下開始倡導學習大眾,要求文化通俗化,利用舊形式發展新文化,出現“知識分子學習大眾的逆向過程”。到延安時期,毛澤東確立了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相互學習、共同改造的關系,“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后的思想”。但毛澤東的特別之處在于肯定了群眾實踐的真理性,“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這是因為“人民群眾始終不曾一天脫離實際生活斗爭過程”,而知識群體則更容易脫離實際、背向鄉土”。這有助于中國共產黨接納鄉土社會的地方性知識、增進新文化的活力。

中國共產黨對文化工作的思想認識變化伴隨著文化人、文化團體的行政化進程。1942年3月5日,陜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工作委員會成立,直屬邊區政府,由吳玉章任主任、羅烽任秘書長“代表陜甘寧邊區政府根據新民主主義政綱,領導并開展邊區文化運動”。邊區文委作為領導陜甘寧邊區文化運動的行政機關替代了作為統一戰線組織的邊區文協,加速了文化人和文化社團的組織化進程。從3月12日開始,邊區文委辦理各文化團體的登記事宜,在文委內設置藝術文學研究組、大眾化工作委員會、文化生活研究組等小組來對口管理相應社團和進行文化工作;頒布《文化技術干部待遇條例》,對文化人和文化社團進行定期經費補助。但從1942年10月開始,文化活動隨著整風運動的深入而大幅減少,邊區文委開始與各文化團體商談機構精簡和文化人分散使用的問題,并將之作為中心工作。

在此基礎上,根據地一元化領導體制的建立把文化界工作從統一戰線領域納入到黨的建設范圍,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文化工作的領導關系。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明確規定了抗日根據地一元化領導體制的基本原則,即“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對于政府、民眾團體的領導“經過自己的黨員及黨團”來實現,“黨的領導一元化,一方面表現在同級黨政民各組織的相互關系上,又一方面則表現在上下級關系上”。1943年3月,中共中央為統一和集中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設置宣傳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并入宣傳委員會。在文化人和文化社團被納入黨的建設的工作范圍之后,邊區文化工作委員會的作用逐漸虛化。

隨著延安整風的結束,中國共產黨刷新了對鄉村文化的理論認識和實踐體制,推動形成了鄉村文化建設的新形態。1943年3月,中央文委、中組部召開文藝工作者座談會,號召文藝工作者深入群眾、改造自己,面向實際、面向工農兵。陳云在會上指出黨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是黨員,文化工作是黨內分工,同樣要遵守紀律。在組織上實現了一體化、貫通性的重建,文化人不再集中在社團,而是被分散進入各部門“參加各種實際工作”,“文抗也無存在之必要了,魯藝也大部下鄉工作,其他文化團體,文化機關也是這樣”;在思想方法上更加注重新文化與鄉村文化的連接與交融,避免形式主義、主觀主義地構建新文化;在知識群體與工農大眾的結合上,改變了片面尊重文化人的思想立場、個性偏好的統戰方式,而是團結、批評和教育,“在黨的原則問題上尤須嚴肅,不應遷就落后,造成黨內的特別黨員”。經由整風運動,毛澤東關于文化問題的思考轉變為全黨共識,并塑造了強有力群眾文化運動實踐體制。

三、扎根鄉土:“把整個邊區變作一個大學校”

毛澤東所塑造的鄉村文化建設新形態是高度組織化的實踐體制,具有開荒播種的實踐動能。譬如,魯迅藝術學院在1942年底完成整風后便開始學習民間的秧歌藝術,結合邊區開荒大生產、改造二流子等政策發展出新的秧歌舞和秧歌劇,在1943年春節演出后引發轟動,使得邊區黨政軍機關機關紛紛成立秧歌隊,產生秧歌下鄉運動。秧歌運動作為一種群眾文化運動具有刺入鄉土進而實現新文化與鄉村文化連接的能力,減緩了新文化漂浮于鄉土的問題。這是因為,基層社會的固有文化網絡經歷了漫長歷史階段的沉淀而潛移默化地發揮作用,沒有“運動”便難以開拓出新文化的空間。王奇指出文化運動是“群眾運動的靈魂”,群眾運動是“文化運動的骨肉”,通過“把握革命要求與群眾要求的一致性”,實現文化運動與群眾運動的結合。1943年11月,中央宣傳部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為“黨對于現階段中國文藝運動的基本方針”,“同樣適用于一切文化部門”。

1944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提出“把整個邊區變作一個大學校”的號召,全面闡述了陜甘寧邊區文化建設的問題。他肯定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的群眾文化實踐“反映了群眾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邊區的政治、經濟”,但明確指出“如果不發展文化,我們的經濟、政治、軍事都要受到阻礙”。毛澤東強調報紙、學校、藝術、衛生等文化工作必須具備群眾觀點,在尊重群眾風俗習慣和滿足群眾需要的過程中引導、教育和團結群眾,要求延安各學校的知識分子到了冬季就下鄉幫助群眾學習文化;多次提及要轉化發展孔子的家庭觀、教育法,認為共產黨要“建立模范家庭”,“主張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愛弟敬,雙方互相靠攏,和和氣氣過光景”。出于“今年要學會文化建設”的考慮,毛澤東提出在1944年冬天召開邊區文教會議。

“大學校”是毛澤東關于社會重建與文化更新辯證關系的結合點,是組織改造與思想改造的協奏曲。依托嚴密的組織網絡和高效的動員體制,毛澤東建立了一種實現邊區民眾和知識分子有效互動的動態體制,使之成為新文化扎根鄉村、教化民眾的播種方式。在文化意義上,毛澤東所說的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是一種互相啟蒙的雙向關系,二者共同接受和內化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對此,周揚認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中心是“文藝從群眾中來,必須到群眾中去”,尤其是“最正確最完全地解決了文藝如何到群眾中去的問題”。顯然,周揚使用了“群眾路線”的表述結構來概括毛澤東所說的文化的階級性、文化生產路徑、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群眾關系等層面的觀點。當然,這一表述也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

在鄉村文化建設過程中,群眾路線成為連接鄉村文化、增加新文化內生性的重要方式。以醫藥衛生工作為例。鄉土社會存在著迷信巫神、相信中醫和疑懼西醫的心理習慣。1944年4月,為防治定邊城的白喉瘟疫,三邊分區駐軍衛生部部長王照新對在群眾中具有深厚基礎的中醫采取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政策,進而通過中西醫座談會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實現中西醫合作,建立中西醫藥研究會。(由中醫苗植庵、高丹如、魏俊義;西醫王照新、侯東海;獸醫藍凰鳴、蘇富泰;接產婆秦老太太;藥鋪張善等10人為委員)。中西醫藥研究會實行病案制度,由中西醫共同診治總結經驗,對鄉間行醫的“賣當”醫生進行資格審查、政治教育和業務提高;并以毛澤東提出的“為群眾,解決人財兩旺”思想為原則,保障定邊名醫苗植庵的生活,醫生和藥鋪實行“二八分紅”。

1944年5月17日,中共西北局宣傳部、邊區政府教育廳和文協為了全面貫徹毛澤東關于陜甘寧邊區文化建設的指示,決定在1944年10月召開陜甘寧邊區文化教育會議,要求各地黨政宣傳部門和文教團體展開調查研允“著重好壞例子,著重現狀,著重經驗,不要空洞的長篇大論”。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8日,邊區文教大會召開。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封建迷信的思想還在經過文化生活及各方面影響著邊區的群眾”,但也指出改造群眾思想的文教工作必須以“群眾的需要和自愿”為基本原則,“不要從任何良好的個人愿望或歷史教條出發”,否則會“流于形式主義而失賜‘欲速則不達’”。李維漢在總結發言中指出“文教工作,都要發動群眾,造成群眾運動”,“就群眾文教運動說,必須是內容(目的)上為群眾,形式(方法)上經過群眾的路線”。由此來看,黨的領導、群眾路線、文化運動、新文化與鄉村文化相融合成為中國共產黨鄉村文化建設的核心要素。

邊區文教大會全面地總結了陜甘寧邊區醫藥衛生、學校教育、文化藝術、報紙出版等文化工作的經驗,通過了發展邊區各項文化事業的決議。首先,確立劉志仁等民間藝人典型,鼓勵運用舊形式表達新內容,注重通過民間藝人、鄉村教師等地方文化知識分子來連接新文化和鄉土觀念。其次,采用民辦公助等政策開辦小學、識字班、夜校、冬學等形式的教育機構,要求“教學內容與方法上體現群眾的需要”,“群眾親自看到學習的利益”。最后,要求報紙、衛生、掃盲等新文化工作必須在群眾自覺自愿的條件下適應群眾的文化程度和接受能力,避免“不作調查研究只圖追求數目字的形式主義與錦標主義傾向”。總的來看,中國共產黨尤為重視新文化扎根鄉村的能力,意圖通過扶助鄉村社會新力量的生長和引導舊力量的轉變來培育文化政策的內生性基礎。

在邊區文教大會期間,“人民的文化”,“人民大眾的文化”,“人民文化”等提法多次出現,豐富了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的具體內容和政策原則。會后,中國共產黨依托組織建設和群眾路線把文化價值理念與鄉村文化要素加以融合,激活冬學、掃盲、衛生、民間藝術、讀報等鄉村文化實踐,推動陜甘寧邊區鄉村文化進入一個活躍期。到1945年黨的七大,群眾文化運動的理念和體制進一步確立下來。黨的七大確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完善了一元化領導體制,規定政府、農會、合作社及其他群眾組織的黨組“為加強黨的影響、實現黨的政策而工作”。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指出農民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應通過教育“舊文化工作者”和培養新的知識分子干部來開展群眾文化運動,必須吸收中國古代文化、外國文化的有益成分,改善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醫療水平。可以說,這種理念和實踐路徑構成毛澤東鄉村文化建設思想的基本點。

四、結語

延安時期毛澤東關于鄉村文化建設的思考深刻地抓住了近代中國社會文化重建的基本問題,反映了社會重建對于緩解城鄉之間文化差距的客觀要求。這一時期毛澤東思考和探索鄉村文化建設的經驗主要表現為: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不斷加強馬克思主義與鄉村文化的內在契合。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鄉村文化建設提供科學的理論工具和價值體系,而鄉村文化建設旨在拓展鄉村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契合,使之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具體載體。二是堅持黨的領導,不斷完善基層黨組織的文化功能。中國共產黨是鄉村文化建設的領導主體,編織了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黨、政、軍、群組織,重建鄉村文化的組織網絡,加強了知識群體與農民群體的連接,實現馬克思主義文化共同體和鄉村文化共同體的辯證統一。三是堅持群眾路線的實踐路徑,著力提升新文化的嵌入性。群眾路線是具有組織、決策等功能的領導方法‘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可以說,這些理論認識和實踐經驗在新時代振興鄉村文化具有重要價值。

【吳起民,博士,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察網(www.mwcna.icu)摘自《求索》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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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延安 毛澤東 鄉村

原標題:吳起民|延安時期毛澤東鄉村文化建設的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