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文化斗爭,仁者無敵——紀念五四文化運動一百周年

正是主要在李大釗的啟蒙和引導下,五四后期體現仁道的社會主義思潮后來居上,逐步取代了杜家自由主義思潮和孔家的新儒家,而成為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主流,一枝獨秀。此后的中國社會,正是朝著他在社會的革命實踐中用鮮血劃出的「公天下」和「根本改造論」的大方向前進,而不是朝著杜家的胡適、孔家的梁漱溟在象牙塔里用墨水劃出的方向前進。李大釗的好學生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的第一代開國領導人,經過了長期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終于奇跡般地初步完成了他振興民族的志業!歷史雄辯地證明,一心謀求人民福祉的中國化的馬家,仁者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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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文化斗爭,仁者無敵——紀念五四文化運動一百周年

超邁千古的五四文化運動

五四文化運動(1916至1921年)是中國文化思想史上另一頁百家爭鳴的華麗詩篇,華族沉潛千年之久的豐富想象力、創造力,又一次井噴爆發;其間,不論在規模和內容上,都超邁先秦的百家爭鳴。雖然這時中外各種主義學說思想,雜然紛陳,萬流競進,但引領時代風騷的主要還是馬家(馬克思主義)、杜家(杜威主義)和孔家(孔丘主義)三家,彼此的激烈互動交鋒,精彩紛呈;但是由于這是一篇短文,篇幅有限,將集中論述馬杜兩家的文化斗爭,而且限于政治文化和社會問題兩個領域。孔家已被邊緣化,成了馬杜兩家攻擊的靶子,被動應戰,可略而不論。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這場持續長達六七之久的三家文化斗爭,錯綜復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分有合;有同有異。平常是稱兄道弟的朋友,以禮相待,論戰時卻橫眉冷對,毫不相讓。當時的兩個領軍人物李大釗和胡適之間亦友亦敵的關系,就是個范例。

五四初中期,杜家的胡適、周作人與馬家的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樹人),聯手發動文學革命、道德革命,猛烈攻擊孔家的文學陣地、道德堡壘;末期,當戰場轉移至兵家必爭的社會和政治領域,兩家即化友為敵,成為論敵,針鋒相對。

在此過渡期間,杜家在馬孔兩家的斗爭中,充當了一個中介角色;質言之,杜家的胡適、周作人,大力引介西方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把當時人們的思想從根深蒂固的孔家綱常名教的羅網中解放出來,然后再在嚴峻的內憂外患交迫下被迫讓位給馬家;于是馬家取代杜家,成為后期獨領風騷的思想流派,有識之士、有志青年,視之為進步革命思潮,趨之唯恐不及。

百年后重溫往史,李大釗在這個重大轉折中,無論在思想理論上,人格風范上,都對當時和其后的中國思想啟蒙、社會走向,起了超過陳獨秀、胡適和魯迅不可取代的關鍵作用;質言之,就是他從歐俄引進、宣講馬克思主義,將之中國化,并培養了許多承其衣缽的好學生,例如新中國的開國元勛毛澤東、周恩來等,迎來了中國的新紀元。

三家文化斗爭的兩組參考系

三家的文化斗爭,錯綜復雜,內容繁富,為了便于理解和論述,特化約為兩組參考系:一是個人價值與集體價值;杜家推崇個人價值,集體價值寓于其中;反之,孔家和馬家則推崇集體價值,個人價值寓于其中。二是理性與德性;杜家假定,凡是合理的都是道德的,德性附屬于理性;反之,馬家和孔家則假定,凡是道德的都是合理的,理性附屬于德性。于此可見,三家的思想體系中均含有個人價值和集體價值,理性和德性;所不同的是,它們在三家的思想體系中所占的比重、先后位序、內在的有機組合,相異而已。

在承平時期,三家本可以像以往儒、釋、道三家一樣,和平共處,互融互補;但是,在五四這個風云激蕩的多事之秋,救亡圖存的迫切時代要求和任務,將三家的矛盾激化,以致在文化思想領域,展開了一場不是你要吃掉我,就是我要吃掉你、全盤否定論敵的惡斗奇觀!

一個基調,雙重變奏

抑有進者,雖然三家一致接受民主與科學(德先生和賽先生)為五四文化運動的基調、主旋律和時代精神,但有各自的版本,所以到了五四末期,馬、杜兩家從聯合走向分裂,一個基調衍生了三重變奏;杜家的胡適,高唱自由與人道,馬家的李大釗則高唱正義與平等,孔家(新儒家的梁漱溟可為代表)則依違于馬杜兩家之間,基本上固守藩籬,原地踏步。

在與馬家聯手攻擊孔家時,杜家的自由與人道的變奏成為時代的強音、主旋律,但隨著國難日深,救亡圖存的迫切時代要求任務,壓倒一切,國人的注意力遂從文學、道德的領域轉向社會和政治領域,馬家正義與平等的變奏遂成為時代的強音、主旋律。

公天下的王道理想

如上所述,三家文化斗爭的一個主戰場是政治文化,也即環繞終極文化的理想、價值、范疇,展開論戰。馬孔兩家信奉「公天下」,杜家信奉「私天下」。「公天下」的理想價值,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源遠流長,源于《禮運大同篇》內“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也即“公”字當頭的大同世界觀、終極價值;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由仁導出來的王道政治的最高境界。積淀深厚,構成了有別于其他文明的思想和心理上的基本特征,中華文明的基因,因而具有內在本能性的反應機制reflex,決定中國民族的價值取向,喜惡偏好,從而制約面對引進的各種思想流派時選擇的結果:合者納之,不合者拒之。

所以,在任何情況下,不論國難多么深重,挑戰多么強大,例如在近現代面臨歐俄文明的猛烈碰撞之下,也絕不能丟棄標志文化特征的終極理想和價值,否則中華文明勢將無以自立自存自強自榮于世界文明之林,必將如德國哲人赫爾曼•凱澤林(Hermann Keyserling,1880—1946)早在1912年所預言的,中國如果喪失了自己的文化特征,將會走向崩潰。

五四及其后的歷史證明,確實如此。例如五四中后期,李大釗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里正式宣告接受馬家共產主義所標舉的公的世界觀和終極價值,直接上承孔家衛道士康有為的《大同書》、美國化的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從而承襲闡揚了中國政治文化世代相傳的“公天下”的大道、王道。

質言之,李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改造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概念,轉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他在不同場合使用了不同名詞,如庶民、平民、勞工、無產階級等,但均表達一個共同信念:即未來的世紀是無產階級的新紀元;質言之,將孔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傳統信念,改造為「普天之下莫非民土」的現代信念;從此天下,在人們的心目中,是老百姓的公產,不是皇家的私產。因此,他的「天下為公」是為廣大的現代無產階級(即勞動人民)謀求幸福,從而使公天下的大道,從立足于落后的農民群眾基礎之上轉而立足于現代先進的勞動人民的基礎之上,成為王道仁政的現代版。這是他在本質上有別于康有為、孫中山兩人公天下的地方;前者服務于地主階級的利益,后者服務于資產階級的利益。

最后,李為公的世界觀重新界定了傳統「天下」的內容和范圍,雖然他是強烈的愛國主義者,但并未因此而陷于狹隘的民族主義。他熱烈鼓吹打破國界、族界、種界、洲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聯合,建立世界聯邦,共進于自由、平等、互愛的仁者大同世界;這是何等博大的仁者心懷!

反觀胡適的杜家卻反其道而行,標舉「天下為私」,私字當頭,視“私”為其終極價值,把個人價值放到絕對的地位,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中鼓吹個人價值的思想學說大量引進中國,奢望能在中國文化土壤里生根。這對中國文化是完全陌生的,加上當時中國的文化生態和政治生態,完全不利于個人主義世界觀的滋長。這是將自由主義整合到中國文化里幾乎是無法逾越的文化思想上的先天性和客觀性的障礙。海內外的中國自由主義者,都是一些中國文史素養深厚的學者,人們眼中的碩學鴻儒,何以明知故犯?誤國誤民,何以自解?

根本解決論與點滴改良論

三家文化斗爭的另一個主戰場是與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成堆的社會和習俗問題,如勞工(礦工、人力車夫、雇傭)、女權(纏腳、戀愛、婚嫁)、吸毒、自殺、傷風敗俗(迷信、風水、懶惰)、崇洋媚外等具有腐蝕性的社會病態現象。對于這些老大難的問題,胡適主張走美國人的路,搞老爺紳士式的「點滴改良」,稍安毋躁,一切慢慢來;李大釗則主張走俄國人的路,搞壯士勇者的「根本解決」辦法,時不我待,即決即行,立馬見效。具體而言,1917年至1919年在李大釗和胡適之間,針對人力車夫的問題,爆發了一場著名的「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一次有關兩家的立場、價值觀、思維方式的對決。

這次對決,是胡適主動挑起的。1917年7月,他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指名道姓地攻擊社會主義,責問李大釗「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我們還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

事實上,強調改變世界的馬家信徒更著重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所以這不是兩家爭論的焦點,爭論的焦點是兩家的思維方式。胡適的思維是形式思維,他將人力車夫這類具體的社會問題孤立起來看待,不去聯系造成這些問題的外部原因,如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等日益加劇的侵略壓迫,如果連基本生存都成了問題,哪有時間讓你慢慢解決;同時還有嚴重的內部原因,就是軍閥連年混戰,兵連禍結,民不聊生;政治極端腐敗,顢頇無能、法制不健全,縱令有好的對策,也難以落實,不了了之。

因此,李大釗根據他的上下唯物辯證思維,即下層的經濟基礎決定中層的生產關系、上層的意識形態,得出的結論是:當下中國的社會問題不是枝枝節節的小問題,而是農耕文明的結構、前提、價值觀都落伍過時,老舊不堪;就是像座摩天大廈,問題不斷,已不宜居住,已經不是修修補補的小問題,而是必須按照工業文明的套路,重新設計,整個砸爛,另起爐灶的大問題。一旦這個根本問題解決了,其他枝枝節節的問題,都將一一迎刃而解。中國社會當前面臨的就是這種性質的大問題,所以必須采取根本解決的觀點,走俄國十月革命的路,同時搞政治、社會革命,一次徹底解決。

胡適還犯了個語病,明說不談主義學說,但杜家的實用主義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主義和學說,所以這場爭論本身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說,胡適名為討論問題,實則借此次文化斗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鼓吹改良。他還為此特別敦請他的老師杜威親自來中國助陣揚威。同時,英國的思想界權威羅素,也被張東蓀請到中國來從旁幫腔壯膽,鼓吹改良的社會主義,反對革命的社會主義。當然,俄國人也沒閑著,派來了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廷協助李大釗、陳獨秀組建中國共產黨。于此可見,中國的事,從此也是世界的事;中國革命也是世界革命密不可分的有機組成部分。

總結而言,這次論戰,和盤展現馬家李大釗關懷民瘼的仁者心懷;子曰:博愛之為仁,此之謂也!

后繼有人

由上可見,李大釗對當時中國社會特殊國情的這種認識和分析富有極其深刻的預見性,他基于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論證也極富于哲理性、原創性。正是主要在他的啟蒙和引導下,五四后期體現仁道的社會主義思潮后來居上,逐步取代了杜家自由主義思潮和孔家的新儒家,而成為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主流,一枝獨秀。此后的中國社會,正是朝著他在社會的革命實踐中用鮮血劃出的「公天下」和「根本改造論」的大方向前進,而不是朝著杜家的胡適、孔家的梁漱溟在象牙塔里用墨水劃出的方向前進。

李大釗的好學生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的第一代開國領導人,

經過了長期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終于奇跡般地初步完成了他振興民族的志業!

歷史雄辯地證明,一心謀求人民福祉的中國化的馬家,仁者無敵!

從此,神州免于陸沉之禍!從此,白首之中華,脫胎換骨,成為“青春之中華”!從此中國強勢崛起,昂首屹立于東亞,傲然挺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值此五四百年之際,飲水思源,我們能不感戴前賢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豐功偉業!

【龔忠武,察網專欄學者,華人學者,美國《僑報》創始股東、主筆及資深記者;六十年代畢業于臺灣大學,后在美國哈佛大學師從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聯合國中文處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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