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伯”“傖夫”皆“鄉愿”——胡、蔡互懟及其他

愛惜羽毛的蔡太史論爭中沒有像胡適、顧頡剛那樣放肆,無所不用其極,但也并不甘心,一再反擊(這正中胡適下懷)。胡適也一再以勝利者姿態嘲笑蔡元培“成見太深”。1939年10月21日《警察三日刊》上有一篇署名“逸樵”的《石頭記補說》,伸蔡元培之說,而斥胡適“未除傖夫鄉愿本色”。這個“逸樵”若非蔡元培本人,便是其死黨。人情不甚相遠,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坦蕩”、“寬容”!

“笨伯”“傖夫”皆“鄉愿”——胡、蔡互懟及其他

陳寅恪先生曾這樣論述中國古代學術分布的特點:

【“東漢以后學術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門乃為學術文化之所寄托……故論學術,只有家學之可言,而學術文化與大族盛門常不可分離也。”】

在傳統社會,官方最高文化機構并不能代表最高學術水平,“翰林院文章,武庫司刀槍,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是“一般化”的代名詞,也是嘲笑身居高位而名不副實的噱頭。學術文章翰林不如部曹,部曹不如下吏,下吏不如草澤的情況,其實是“老常態”。清代興起于民間的考證派(漢學),壓倒、轉移了官方倡導的宋學,是最典型的例子。

改變這種格局的是近代高等教育的興起。所謂名校成了學術重心所在,掌管和執教于名校的名人成了學術旗幟。近現代教育機制、人才選拔制度、文化傳播方式,加重了這種傾向。而所謂引領學術方向的大師們也未必名副其實。他們的缺點偏頗卻被嚴重放大,流毒廣大久遠。

錢仲聯先生論晚晴貴州詩人鄭珍,有“清詩三百年,王氣在夜郎”之語。紅學亦將三百年矣,在我眼中,西南地區紅學家克非、曲沐、吳國柱等先生堂堂之陣,侃侃之論,摧腐拉朽,他們的分量,遠比那些自欺欺人,抱殘守缺,爭名奪利、患得患失的所謂主流紅學家重得多。“狐仙”本是做戲的虛無黨(魯迅所謂“能言鸚鵡毒于蛇”),何況狐子狐孫!

近些年來“民國熱”高燒不減(雖然“民國粉”數量還比不上“蘋果粉”),“民國大師”也往往被淺薄之徒用來熬煮廉價毒雞湯的主料。其中“北大老校長”蔡元培、胡適兩位“國學大師”是最豪華的組合。胡適和蔡元培紅學論爭,也被很多人作為榜樣推崇。什么“民主”、“平等”、“自由”、“熱誠”、“坦蕩”、“寬容”、“大學精神”、“時代路標”,只鑒牛糞表面之光,“沒得叫人惡心”。至于別有用心者借以矮化、詆毀今日中國教育,更是無謂。天下興亡視人才,人才視教育,當代中國教育,投入、規模、設施,較之民國何啻百倍千倍,支持著祖國走向富強之路。民國浩劫輪回,民窮財盡,國辱權喪,豈非人才不振之故,豈非教育無道之故?豈非蔡元培胡適等管理者之責?!他們內鄉愿而外民主,教師爭門戶,學生逞義氣(“狐仙”且拉學生加入教師的派系之爭),騷激亢陽,學業難成,復擾亂、癱瘓軍政,國是尚堪問乎?以彼之寸長,攻今之丈短,也難服人心。

蔡元培對胡適學術的評論完全是虛應故事,花臉套話。四六不知、七八不懂的“鬼混”胡適抄截 謝無量、佛頭澆糞、以洋套中的《中國哲學史》,連胡適的學生、比蔡元培小四十多歲的牟宗三都能看出完全外行,“沒有一句相應的話”(胡適利用權力、人脈對民國最有原創性的學者牟宗三長期的惡毒的打壓,留下了民國文化史、教育史上至暗的污點),蔡元培難道看不出其淺薄,而把“舊學”怎么地,“新學”怎么地這些套話隨便用?

以胡適的性格和行事習慣,他不應該在《紅樓夢研究》中對自己“敬愛的”恩人蔡元培那樣發難,話說得那樣難聽(想想后來周汝昌要對俞平伯質疑甲戌本進行反駁,他無比惶恐,死命阻止)。他之所以犯險,與當時處境有關。胡適學問簡淺,崇洋媚外,為廣大師生所共知,當面叱罵他的同事有,要將他趕下講臺的學生也有。他必須在學術上爭點風頭,抓住蔡元培《石頭記索隱》(此書實不乏神明通透之論)偏頗之處咬住不放,實為妙策。何況當時北大浙派對皖派業已祭刀,蔡元培為后來成為大漢奸的師爺湯爾和操縱,將陳獨秀扳倒。名望、學問都不及陳同鄉,好爭風頭當偶像,也有到八大胡同觀光的嗜好(只是修剪得好指甲而已)的胡適感到大限臨頭,負隅頑抗,對蔡恩人發難,這其實是一種要挾:他若開除胡適,有人就會說是因為他學問弄不過胡適,惱羞成怒,以致如此。

蔡元培教猱升木,卻被胡適順勢穩準狠地泚了一臉半干不濕的狐糞,且脖子被胡適打了“中國結”的繩子牢牢套住(列那狐對昏睡中獅子王的絕招),萬分難處。他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對胡適的狠辣刁鉆的吹求提出“商榷”:“近讀胡適之先生之《紅樓夢考證》,列拙著于‘附會的紅學’之中,謂之‘走錯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迷’,謂之‘很牽強的附會’,我殊不敢承認。”即使他沒有將胡適說得更難聽,接任人格侮辱、人身攻擊的話如“絕無道理”、“滑稽”、“最無益”等詞句引用,也可看出他比祥林搜被自己喂大的白眼狼撕咬吞吃了自己親生的阿毛還冤哉。

愛惜羽毛的蔡太史論爭中沒有像胡適、顧頡剛那樣放肆,無所不用其極,但也并不甘心,一再反擊(這正中胡適下懷)。胡適也一再以勝利者姿態嘲笑蔡元培“成見太深”。1939年10月21日《警察三日刊》上有一篇署名“逸樵”的《石頭記補說》,伸蔡元培之說,而斥胡適“未除傖夫鄉愿本色”。這個“逸樵”若非蔡元培本人,便是其死黨。人情不甚相遠,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坦蕩”、“寬容”!

胡適在1939年7月31日日記中提及一則往事:

一九二八年,我第一次到新都南京。本是杏佛等人明說,蔡先生那回召集“教育會議”,盼望我能到幾天的會。我不得已,去到了兩天的會。第三天是星期,會員被大學院邀去游山。我們一班朋友(蔡夫人、杏佛、高君珊、朱經農、陳劍翛、我)游山回來,路過紫云洞,上去小坐。大家都去求簽玩。我求得一簽云:“惡食粗衣且任真,逢橋下馬不辭頻。流行坎坷尋常事,何必區區諂鬼神!”我看了大笑:“鬼神有靈,罵的我好毒!”那天晚上,我就搭車回上海了。

1928年,胡適正利用新鮮出籠的偽甲戌本做文章,痛打索隱派落水狗,鞏固考證派勝利成果。在會上蔡元培及其同黨未必不諷勸胡適留有余地,不要得風使盡帆。慣走江湖的胡適自然也有小尷尬。但此時“狐仙”神通長進不少,已非初會蔡元培時那個驚慌失措、語無倫次(怕驗看學歷證書、論文)的毛頭假博士。一言不合,拍拍屁股走人:得了吧您嘞“敬愛的”男神蔡大笨伯!

蔡元培(或其死黨)斥胡適是“傖夫”本色,就胡適學問(尤其是紅學謬論)來說,固是的當。至于說胡適“鄉愿”(應該是洋鄉愿或洋奴),亦未量己功德。天下何時無才,何地無才?蔡太史而不鄉愿(周樹人所謂“念舊”),他當政時北大教授評議會就不會搞成“浙紹同鄉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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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胡適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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