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道德化:腐敗的政治哲學根源

通過對權力道德化成為腐敗根源的客觀評述和邏輯分析,從權力道德化這一理論“制高點”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為否定權力優越和抑制制約與競爭,是權力激勵不足、制約不力產生特權腐敗的最深層原因。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結論即是:在市場經濟的利益多元化時代,權力者道德規范的形成,必須建立在承認和尊重其個體權利和利益的基礎上,忽視權力者的利益訴求,虛偽地宣揚超利益的權力道德化,事實上很難行得通,反而必然會滋生出權力者的腐敗動機及行為。當今權力腐敗的最主要根源,便正在于這種權力道德化與市場經濟體制之間不協調、不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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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道德化:腐敗的政治哲學根源

一、導語

縱覽史乘,腐敗現象古今有之,關于其生成機制海內外方家早已高見疊出,本文則擬從一新的“權力道德化”視角略獻芻蕘之見。這屆由于要理論創新就要搶占“制高點”,她于學術好比現代戰爭之掌握制空權。任何一學科領域中都客觀存在著一定數量之理論“制高點”,其或已經被發現,或尚隱藏著正等待人們去探索。而“權力道德化”就正是這樣一種理論“制高點”,它于解釋腐敗現象之生成機制及解決途徑,有著現有理論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結論即是:在市場經濟的利益多元化時代,權力者道德規范的形成,必須建立在承認和尊重其個體權利和利益的基礎上,忽視權力者的利益訴求,虛偽地宣揚超利益的權力道德化,事實上很難行得通,反而必然會滋生出權力者的腐敗動機及行為。而當今權力腐敗的最主要根源,便正在于這種權力道德化與市場經濟體制之間不協調、不適應。

二、權力道德化的本質及其定義

且先從人性談起。人性或人的生物性中只有欲——性欲、食欲……其是人類生存繁衍的原始動力,而無所謂善惡。人的各種欲望在社會生活中的反映,于廣義上我們可以統稱為利益。而且,人類具有強烈的主體性,一切身外之物皆是客體,即使他人也無不如此,家庭、階級、民族、國家、人類,依次呈差序格局。因此,人思維角度或出發點必然是從主體本身出發,那怕是一種客觀上利他性思維或行為,也是如此。馬克思便說過:“各個人的出發點總是他們自己……”[01]“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的’”。[02]從這點而言,追求個人利益是天賦人權,個人的利益要靠別人施舍,那是可悲;個人的目的是僅為了別人的利益,這是虛偽或異化。無獨有偶,其在吳宗熿先生之生命哲學的“主客體關系學”中,則被總結成一條公理,即人的根本就是要生存發展,這是人一切活動的目的和動力;而為了滿足生存發展的需求,人必然要趨利避害——調節主客體關系,這就是一切生命的本質,也是人的本質。[03]所以,實際中由利益機制決定,我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一種模糊非理性的個體本位主義,這比有意識的理性的個體本位主義更糟,因為它是一種混亂的價值體系,無法納入法律與道德的軌道。

當然,作為社會性的人,不僅僅是動物,還會有精神需求,但物質決定精神,其基礎仍是物欲。如愛情的基礎是性欲,親情的基礎是生存相依(廣義的利益)。欲既是惡之源:性欲最強烈“萬惡淫為首”,許多官員腐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貪色;食欲最基本“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所有官員腐敗的最普遍原因無不是貪財。欲也是善之源,性欲煎熬的難耐、食欲饑餓的痛苦……人們由己及人而生發出同情心。人沒有無緣無故的善,所有的善,都是由己及人的。己饑己溺,方知人饑人溺。所以,我們在現實中便看到人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惡的一面。并且人的欲望往往是非理性的不具有可靠性,即欲望無限貪得無厭。曾有人說:“人是有貪欲的動物,貪婪是人的特征,人們永遠不會滿足現狀。”為了滿足生存發展的需求,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若要想避免欲之惡,既要靠有合理的渠道來滿足人的正常欲望,也要靠理學家的所謂“存天理,滅人欲”,用人的理性來抑制欲望的無限性。不過,后者是消極的,前者為積極的,應以前者為本。

而且,人類告別自然狀態下的野蠻時代進入文明社會后,自從創造出了金錢與權力這兩種東西,便使得由人的欲望產生的或善或惡之能力強烈放大。比如,由于金錢具有與任何商品進行等價交換的能力,以致在非商品領域也能夠呼風喚雨,它因此便產生了一種無限大的經濟效力甚至是魔力。金錢的魔杖之下,其一方面煽起了人的無窮貪欲,像賭徒般地去鋌而走險;金錢誕生之后,人類社會惡行的種類和程度便似脫僵的野馬一日千里突飛猛進,猶如洪水猛獸般制造出無數人間災禍罪惡。另一方面卻金錢不僅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工具,在現代經濟中起著根本性的作用,給人類社會各種經濟活動帶來極大便利——“錢是人們所發明的最偉大的實踐自由的工具之一”;[1]也同時是社會收入分配調節和慈善事業的有力工具,財政轉移支付與各種現代基金會即成就了人類前所未有無比廣泛巨大的扶貧濟困善舉。所以,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培根曾嘆道:“金錢是善仆,也是惡主。”

我們現在破天荒的第一次提出,權力于政治哲學意義上的本性是天然優越,因此,它也和金錢一樣可以使權力者由人的欲望產生的或善或惡之能力強烈放大。需要再補充的是,權力其本質上是一種人對人的支配力,這是權力自然而然優越之源頭。權力優越這原本十分簡單的事實,在人類文明幾千年歷史文化的沉淀中,就已經越來越日益變得復雜。以致到現代,權力已經完全成為一個最道德化的領域。關于權力,我們再也不會去說真話。我們再也不能直言不諱,權力天然要求優越,權力必須要求高貴。但權力要求優越,這是權力本身客觀或必然的要求;否則,權力就不將成為權力。權力道德化不要優越,只能是虛偽的。

權力優越在權力系統內是由于領導與被領導,在社會系統中,則是由于管理與被管理或社會公共產品服務供給與被供給,并最終由權力本身所具有的重大責任價值這些客觀存在所決定的。如果說社會其它職業者責任重如泰山的話,那么,唯獨權力者職業的責任卻重于泰山。因為由于權力優越,其具有對其它職業者領導和引導的巨大責任。所以,權力本來就是追求一種等級秩序,而不是絕對平等。權力象資本追求剩余價值一樣,追求優越。權力需要優越才能有權威,使人們尊敬服從;權力也需要優越才能有效率,以吸引有才干之士。

但權力天然的政治優越與金錢天然的經濟效力一樣,都是中性的,無所謂善惡。換言之,權力與生俱來的政治優越和金錢與生俱來的經濟效力一樣,都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能產生善行造福人類,也可能產生惡行禍害人類。然而,人們對待權力與金錢的觀念或態度卻是有差別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由于金錢它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須臾不離,任何人都必然是它的擁有者,所以具有世俗化的特征。因此,盡管有人對金錢頂禮膜拜,卻也從不把它看作是高尚的,甚至人們往往認為金錢是萬惡之源。與金錢被污名化相反,由于權力的精英化特征,即它僅能為人類中的極少數佼佼者所擁有,大多數人則與其無緣,故相對于任何人都可以擁有的世俗化的金錢,人們心理上普遍對它抱有比金錢更高尚性的期待,加之為獲取民意權力天然流淌著道德的血液,和更關鍵的是統治者自我包裝的需要,因而現實中權力被道德化。

從上可見,人們對待權力與金錢的觀念或態度不科學的分別走向了兩個極端。在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來政商關系緊張,長期間尊官卑商的“士農工商”排序,就凸顯出此。商人往往被視為游手好閑者,不僅被士大夫們瞧不起,更甚至子弟不能做官。如《唐六典》規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皆不得入仕。”即商人家的孩子和商人近親,皆不得入仕。當時連李白這樣才高八斗詩名遠揚的名人,也因為父親是商人便沒有資格參加科舉。[2]中國傳統道德政治文化鄙視金錢的程度從中可見一斑。當然,我們現在指出這一點,并不是要從這一個極端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就像今天某些人那樣,一方面極力去美化資本及金錢,另一方面卻不遺余力的丑化權力與政治,而是要于政治哲理上科學客觀地恢復金錢和權力本來面目上的本性。

所謂權力道德化,簡言之即在權力領域將利益與道德本末倒置,虛偽片面地強調以道德為本,無視利益的基礎性根本性決定作用,以為權力行使的好壞歸結為權力者道德問題,而其根子則是否定權力優越。我們說權力于政治哲學意義上的本性天然優越是中性的,只是否認了權力的道德化,并沒有否認了權力道德。有人說不能將道德看成腐敗的根源,他們沒有理解權力道德與權力道德化不是一回事。二者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相互有著本質的區別。權力天然優越,含有很高的、很多的社會價值,通過辛勤勞動吃苦在前去擁有她,正是符合權力客觀規律。將權力道德化違背了權力的本性,于權力運行中產生腐敗便是必然。而權力道德則是政治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是政治規范的一種思想意識形態,我們用它來規范官員政治生活中的行為,其對治吏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權力者在維護公共利益的過程中作出了道德的選擇時,他個人利益也自然而然地會在他的道德行為中得到實現,這種實現往往被稱作為道德補償。我們并非道德虛無主義,客觀情況也是這樣,權力者在行政中貫穿道德原則與他的個人利益實現并不矛盾,在科學的利益激勵機制下即是如此。反權力道德化好比反形式主義,形式并沒有錯,如政治現實中一些必要的禮或程序,錯在“主義”,以形式為本。同樣,道德也沒有錯,錯在“化”,以道德為本。

各種物質性欲望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生物本能。實際上個體或集團對權力青睞、熱衷和追逐的重要原因,在于獲得通過權力的行使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或社會利益:“人們追逐權力不僅是因為權力能滿足個人的利益、價值或者社會觀念,而且還有權力自身的緣故,因為精神的和物質的報酬存在于權力的所有和使用之中”。[3]權力道德化的致命錯誤就是不承認這種人性,想改造人性把權力者變成不食人間煙火之神仙,結果不僅未能改造人性,還將人性扭曲,反而更加虛偽貪婪。政治權力的發展歷史或規律是人的理性(利益)因素與意志(道德)因素不斷辯證地平衡。道德是利益的外在表現,沒有利益基礎,任何道德就無法成立。強調道德本身并無不可。但道德化卻不同,它把道德絕對化了,片面強調道德,不管事物的利益本質。在權力道德化的政治生態環境中,道德不與利益掛鉤,失去利益機制的激勵,權力者講道德的動力反而不大;相反,于權力利益化的政治生態環境中,受利益激勵機制驅動,權力者講道德的動力反而增大。權力道德化最大的迷惑性在于,它披著合情合理的道德外衣,實際卻違背了利益決定道德、道德服務于利益的唯物主義原則,把道德的作用夸大到不恰當的地步。反對道德化,不是要否定道德的作用,而是反對將道德與利益本末倒置。我們這里的確看重利益的理性,但這絕不意味著對道德的放棄。那個強調德治的傳統對道德的推崇,其實并沒錯,只是在對利益與道德二者的把握上出了致命的偏差。

而且,問題的復雜性還并不止于此。效率是政治的生命,國家治理中,權力者存在的真問題不是不“享受在后”,而是不“吃苦在前”,沒有那種治理國家的素質能力,使權力缺乏權威,不足以服人,從而政治治理績效低下。權力者肩負著重大職責,最大的道德是“吃苦在前”,不“吃苦在前”是一種最大的腐敗。政治效率不高,國家治理不佳,在暗流洶涌的政治競爭中,正是內憂外患使得政權崩潰的根本原因。權力道德化哲學上的錯誤是本末倒置以德為本,實質上降低了對權力者的素質要求,衡量官員的標準道德化的以德為本,官員就只要不貪便是好官。而客觀規律是利益決定道德,實際中必須以利益為本,不貪僅是為官之底線,“能干事,干好事”才是為官勝任與否的核心標準。在清代文人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中講述了這樣一則寓言故事:一個官員在閻王面前自稱生時所到之處只飲一杯清水,以“雖無功,但總無過”自辯。閻王斥道:如果不貪就是好官,那在公堂中設一木偶,連水都不用喝,豈不更好?此故事雖為虛構,道理卻發人深省:權力道德化虛偽的以“享受在后”為本,其只能是唯心主義的。

三、權力道德化治國的客觀評述

權力道德化這種唯心主義的政治意識,在中國政治文化中具有悠久的歷史,其比西方更早就從另一種權力神化的唯心主義政治意識中走出來。中國雖夏商周也曾是宗教占統治地位,但到春秋戰國,中國的先哲即已發現“敬天”“祀神”不如“敬德”,從而完成了從宗教政治向世俗政治的轉變。當時,諸子百家便提出“敬鬼神而遠之”,開始從宗教占統治地位中走出來,對權力神化乃取一種務實之道。于資產階級之前,封建專制的儒家學說早已集權力道德化“萌芽”之大成,為權力披上了半神化半道德化的“外衣”。在此,對中國歷史上的權力道德化治國現象及其沿襲,僅擬掛一漏萬式地進行概要性的客觀評述。

從道德上神化統治者就是傳統儒家文化政治價值體系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它偏面鼓吹權力者的道德能動性,大肆宣揚統治者要成為道德的表率,要施仁政,要克己、修身,樹立正人君子的形象,才會獲得權威這類空洞的唯心主張。所謂“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5],這都是一些正確的廢話,要害在儒家將政治清明的理想完全寄托于道德完美化了的統治者身上。在他們看來,政治的決定因素僅是人,而人的根本又在于他的主觀道德修養。因此,為了政治系統的穩定和久長,必須培養賢人,即“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6]。還有什么“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7]其實質是通過權力者修身養性,以道德的人格力量感化民眾,而上行下效威令天下,達到內圣外王的境界。即內具圣人才德,對外施行王道;以圣賢施仁政來爭取民心,以權力者的道德完善來達到政治的清明和社會的穩定。所以論政者總希望出現圣君、賢相、清官,最為崇尚中國古代那些德才兼備的所謂圣人。

可問題是本末倒置不高度重視利益,在唯心主義道德真空里能培養出賢人或圣人嗎?康德說:“道德是理想的,而制度是現實的;道德是揚善的,而制度是抑惡的。”[8]道德政治文化強調的一些應然性事理,其實可以說對所有的人都不言自明,現實中的真問題是那些實然性的事理,儒家們卻視而不見。儒家道德政治文化那些看似真理的東西,其實都是應然判斷,而不是實然判斷。黑格爾認為:“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個民族中都找得到,可能還好些。”[9]現實生活是復雜多變、形形色色、多姿多彩的,人們無法將它納入一個嚴謹的道德體系之內。不是利益要服從道德,而是道德要服從利益。現實可行性是事物唯一的尺度,成為政治理論的基礎的乃是現實生活中各種利益關系,而不是儒家們所宣揚的抽象道德原則。

歷代儒家都很重視德治,并把德治看治國的基本原則。儒家德治思想中既包含了對政治生活崇高性的追求,也包含了政治權力道德化的傾向。[10]儒家傳統道德政治文化之核心也正就是權力道德化,基于內在的道德情理價值,其為統治者的合法性披上一件漂亮的外衣,最適合于統治型政治不過,為統治藝術之最高境界。從消極的角度言,其具有極大的虛偽欺騙性。而從積極的角度講,權力道德化的“以心治民”勝于“以力治民”。如果采取直接的暴力統治手段,交易成本極大,權力者當心力交瘁,甚至無以維繼;而采用間接的道德化手腕,則可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因為只要人們還對權力道德化存在幻想,便不會去死究利益而進行斗爭,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權力者何樂而不為?

王蒙先生在題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幾個特點》的一文中便認為,中國歷史上長期把道德作為權力統治合法性的基礎,“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我們要珍視中國文化把權力道德化的傳統,它客觀上形成了對權力的道德監督、文化監督、秩序監督。但道德很容易變成道德激情、感情、群眾輿論,缺乏法律那樣具體嚴格的界限。[11]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也指出,老中國是融國家于社會人倫之中,納政治于禮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統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氣氛持重。當然,儒家倡導的德治,著眼點多在于對統治者的道德教化和道德約束。但和儒家們的良苦用心相比,權力天然優越的統治者對德治的接受,從來都是著眼于對社會的整合,即通過道德說教和道德模范,為民眾樹立榜樣,規約民眾行為,而對加諸于己的道德約束卻不以為然,實際上欲去之而后快。

總之,儒家政治文化的實質可以概括為“道德的政治”。比如,思想史家金觀濤先生就用“道德是中國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正當性的基礎”[12]來概括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的本質。再如,王滬寧更曾指出:“中國治國的傳統總體上說不強調制度和法度,而強調人倫和德政。這樣一種政治文化的特征促使歷代統治者都注重公務道德。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13]中國歷來就高揚起“權力道德化”的旗幟,對權力者的道德品質不斷提出日益系統日益嚴格的要求,并歷朝歷代實施著內容方式五花八門的官德教育,謂之廉政文化。由于這些要求和教育唯心地將利益與道德本末倒置,不但實際在增強權力者道德素質上于事無補,反而大大助長了官場說假話、大話、空話的虛偽風氣和行為流行。

可以說,儒家的權力道德化服務于帝王專制,其主要作用負面為主,幾千年來未能真正克服專制權力者濫用權力。這種道德政治文化與小農自然經濟、中央計劃經濟以及之所決定的上層建筑專制、集權政治制度相適應,是統治型政府依賴人治的自然結果。統治和管理者政府與被統治和管理者人民之間的關系不對等,呈單向被動性,即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而利益政治文化與市場經濟以及之所決定的上層建筑民主政治制度相適應,是治理型政府強調法治的必然結果,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是平等雙向互動的。由于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政府進行統治和管理的復雜性逐漸增強,尤其是市場經濟誕生后迅速壯大表現不凡,使小農自然經濟、中央計劃經濟的傳統國家統治和管理模式受到了嚴重挑戰,統治職能中開始離析出某些社會管理性職能。現代市場經濟國家開始實踐現代國家治理模式,出現一種現代功能型、服務型的政府,即類似市場經濟中現代企業的一種向公眾生產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現代行政組織——其由一群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政治家或政治精英、政治人士組成。傳統國家統治和管理的道德政治文化,其是適應專制、集權政治下對人民實行統治管理的,而不適應現代國家治理下向公眾生產提供公共產品服務。

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即指出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里面我們不能獲得什么特殊的東西。”[14]認為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儒家哲學,不過是一種道德哲學而已。這種道德政治文化就像大海中的冰山,浮出海面的是儒家之仁政及德治,下面更龐大的部分則是官僚集團利益與法家之政治韜略及權術(吳思先生所謂的“潛規則”)。她帶有童話般的美麗,如家喻戶曉的“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之傳說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名句,還有“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為官信條等,早就為統治者樹立了楷模。但在我們的歷史中卻又是多么難以見證。非但如此,官場上充斥的反是阿諛、賄賂、詭計、訛詐、機巧與欺上瞞下、爭權奪利、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相互殘殺等等。幾千年來“仁義道德”下的政治現實是暴君、貪官、污吏多不勝數,而圣君、賢相、清官則難得一見。

治國先治吏,道德政治文化強調是的官員自律,關注的是自身內心修養,想通過外部教育與個體修養來提高權力者道德水平;利益政治文化更多強調的是他律,關注的是制度外部約束,用客觀機制對權力者道德進行導向。道德政治文化主張道德榜樣的作用,而利益政治文化主張利益激勵的路徑。二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各有千秋,關鍵是要適應經濟基礎,分清本末主次,“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小農自然經濟或中央計劃經濟下,由于利益分配一元化與保守性,可謂之“利出一孔”,以及相對應的“田園牧歌,知足常樂”、“重群體,輕個體”等觀念作用,人們的利益意識受到種種壓抑和限制,同時也泯滅權利意識,進而在政治上缺乏人格平等和自由民主的訴求,傳統國家統治和管理型道德政治文化往往容易湊效。現代國家治理視域下的政治文化建設以利益為內核,則是題中應有之義。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或換言之,政治文化的差異來自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創新或置換以傳統道德政治文化為內核的舊價值觀念體系,其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情況下的必然要求。

計劃經濟下“利出一孔”,雖不能完全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但至少極大地限制了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則必然促使利益分配多元化,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變得異常激烈,從而強化個體利益意識。除了作風懈怠、精神萎靡、紀律渙散以至政策失誤等表面因素之外,我們權力運行制度的利益激勵機制建設長期滯后,正是造成各種腐敗現象的最深層原因。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個體利益隨著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和經濟上對外開放日益多元化;另一方面,執政黨權力運行制度的利益激勵機制卻因循守舊流于形式,非但不能有效激勵權力者,反而為貪腐的泛濫提供了心理溫床。

所以,腐敗的首要根源是權力道德化。人皆有私欲,掌握權力者與常人相比會面臨更多誘惑。英國史學家阿克頓勛爵有句名言“所有權力都易腐化,絕對權力則絕對地會腐化”,試圖僅通過道德教化要求其拒絕誘惑是不現實的,也有違人性。在我們看來,現在沒有一個恰當的反腐敗理論能夠概括我們的現實,這是非常困惑的事情。大家都在找理論資源,卻不能把理論創新跟我們的現實結合起來,其屆由于面臨著一個根本的問題,即對權力優越社會長期在意識形態上過敏。反腐敗的前提是重新審視我們的道德政治文化,確立新的權力價值觀念,其包括權力優越、權力制約、權力競爭,三者缺一不可,僅制約者事倍功半。

權力道德化把經過選賢任能選拔出來的權力者,看作一種與普通人不同用所謂特殊材料制作出來的人,以為其在道德上具有優勢。然而,其實不然。這是唯心主義地拔高了權力者的人性,把應然當作實然了。即使權力者由于承擔著更大的社會責任,理應對其實行更高的道德要求,更多的利益激勵,更嚴的職業制約,更好的科學選擇。但我們仍然沒有理由將權力者道德化,任何職業群體都有其職業性的道德習俗,彼此之間并沒有優劣高下之分。沒有某種職業群體,在人性上會比別的職業群體更高尚。不論何種職業人生,為人處世之道德,最公認的一條是吃得苦、吃得虧,但也不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道德化式地吃得苦、吃得虧,而是于利益上不斤斤計較式或禮讓式地吃得苦、吃得虧。科學家非道德化,其刻苦鉆研的高尚道德(相當于政治家的勤政)卻從來為人們所公認。藝術家亦非道德化,公眾亦對其帶有一定職業烙印的各種明星緋聞早已習以為常。現實生活中,權力者不但在人性本質上與普通人沒有區別,都是按利益行事,和受一定的道德水平及具體個性所引導、約束。而且,由于權力優越,使權力者面臨的各種欲望誘惑和謀私機會比普通人更多、更大。因此,對于防范權力者作惡來說,若無一種符合權力客觀規律的權力者科學選擇與激勵及制約機制,主要依靠權力道德化的選賢任能是極其靠不住的。

如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在2014年全國人大會上的工作報告,2014年,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共查辦各類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41487件、55101人,人數比上年增長7.4%。而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中國握有權力、足以進行職務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群體僅800萬人左右,2014年其犯罪率高達0.68%。這一中國“國家工作人員”群體的犯罪率相當于中國國民普通人群體犯罪率的4.5倍:根據中國官方發布的《2014年度人權白皮書》,2014年,全國各級法院審結一審刑事案件102.3萬件,判處罪犯118.4萬人,按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2015年1月20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公布2014年全國就業人口為77253萬計算,犯罪率為0.15%。這無疑是戳破了權力道德化的神話。

通俗地說,權力優越就像一味春藥,會讓人意亂情迷,極易導致權力者人性墮落腐敗犯罪。光憑道德化的說教,無法抵御權力者心中“有權就想要任性”的欲念。其實,不能也不必苛責權力者必須成為不食人間煙火的圣人,非要令他們必須擁有超于常人的道德自覺。視權力者為一種有個人利益的普通人,與此同時厘清規范其權責利的邊界,構筑健全對權力者的利益激勵和制約選擇機制,這才是現代國家治理的應有理念。即合理區分權力者的公共空間和個人私域,在他們能有權利享受合理優越的同時,也令他們自然而然地不想任性。權力應該被關進籠子,古今中外的先賢們早就都認識到這一點。對儒家道德政治文化而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個人道德自覺的不斷提高,是獲得權力合法性的最重要依據。之要害即試圖以道德約束權力,這是傳統的中國式“籠子”。然而,道德缺乏明晰的規范邊界,其難以定量,從而也難以對權力放縱任性進行直接有效快速的懲罰。這就使得權力道德化陷于“表里兩張皮”的怪圈:一方面,大公無私的道德敕令,歷朝歷代從來沒有斷過;另一方面,“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這般的“有權就可以放縱任性”的現實,卻屢見不鮮。悲哀者莫過于自以為大行善道卻種下了人間惡果!權力道德化最大的惡果就是虛偽:權力道德化與道德權力化變幻不定地纏綿著一起,使歷史沉浮于這理想與現實無限悲情的交替輪回之沉沉窒息中。

四、權力道德化成為腐敗根源的邏輯分析

下面,分別從權力天然優越、權力必須制約、權力必然競爭和反腐敗公有制經濟基礎四個角度切入,對權力道德化為何是權力腐敗的根源條分縷析:

(一)權力道德化客觀上必然會導致權力潛規則

吳思先生把兩千多年來各種腐敗現象,解釋為一種“潛規則”。潛規則的形成和運作不僅是體制和道德問題,更是人在現實中的精確計算,是相關人群內的利益博弈的最終結果。筆者則以為所有官場腐敗都是制度利益機制的真實體現,且其源頭是權力道德化或神化等權力唯心論。一部《潛規則》,可以說為其提供了難得的大量佐證。如按吳思先生的換算,明朝一個縣令的月薪折合今天的貨幣僅1840元,即使是普通百姓,靠這樣的收入也無法保證體面的生活。官員收入這種水平,利益驅動下不貪還不行。權力道德化下,從經濟方面考慮,清官是很難當的。現實會懲罰、淘汰清官,硬要當清官的人,經濟上必是失敗者。當然,道德的力量是有效,海瑞的清廉即可為證:“蕭條棺外無余物,冷落靈前有菜根。說與旁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但這就是清廉一生的海瑞應得的下場么?因此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見和盛名也可佐證。道德化的批判及高調固然容易,可是只有能落實到利益上才有實際價值。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說:“海瑞從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糾紛……在各種爭執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個共通的結論,就是他的所作所為無法被接受為全體文官們辦事的準則。”[22]

吳思并沒有真正把中國歷史說透,本文給出了吳思實際上并沒有說透的充足理由,其核心就是權力客觀上天然要求優越,如果從正當途徑得不到應有的優越,就必然要從腐敗方面去尋取,這是一條萬古不變的權力規律。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將來只要權力仍存在,也必然是這樣。對其,我們只能發現、掌握和利用她,而不能消滅她,更不可能改變她。即使在“文革”前,我們那樣將權力道德化的年代,權力在社會生活中仍然優越,只不過是其的優越程度相對較小,但由于沒有自由競爭也更加穩固絕對罷了。權力道德化的有限歷史價值,是同資產階級以后的歷史發展成反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愈發展完善,特別是在今天找到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正確實現形式后,這種超乎利益機制的唯心主義空想,已經愈來愈失去任何價值和實踐意義。

權力道德化正是權力“潛規則”之父。道德化使利益界限模糊不明晰,權力之邊界不規范,反而利益的驅動下權力必然會盡可能地擴展自己的邊界;在信息不對稱的經濟、政治市場交易中,正好“渾水摸魚”,有能力算計加害對方。權力“潛規則”正是應道德化之運而生。趨利避害為人之本能,利益左右下,正可謂“便宜不是貨,是貨不便宜”,權力道德化的功用虛偽有限得很。寫到這里,筆者重復一則幽默笑話:一位顧客在吃羊肉面時,發現一根羊毛,便把老板叫來,不料反被訓道:“混蛋,幾元錢的羊肉面,你還想吃出一床毛毯來?”其實,這個老板還很有點“阿凡提”的智慧,話里包含著上面那個深刻的哲理,即“一分錢一分貨”,利夠高就不會有這種不衛生的“潛規則”了。消除“潛規則”其實很簡單:將“潛規則”(趨利避害)變為顯規則。其障礙只有一個:權力道德化。《潛規則》吞吞吐吐不肯說出“潛規則”或腐敗的權力道德化源頭,或許是“一葉障目”,難以“心直口快”?但畢竟感性不是學術,非理性不能算作思想。吳思先生的《潛規則》一書,她僅觸動了現實政治的表層神經。但本文不是,其是直接透視政治現實的權力道德化核心深層。《潛規則》距否定權力道德化僅一步之遙,“行百里者半九十”,這是前人早就留下的古訓。

從產權的視角講,權力道德化使權力產權(利益機制)不清晰合理,權力優越沒有非常明確精準的規范可以預期。即不把權力者應該或現實存在的各種收入、福利和形形色色的好處擺在明處,權力者的公務活動也同樣不透明。如此道德化的公私不分明,吃虧的只有國家,其便催生了種種潛規則,使權力者有濫用權力優越自由裁量權的沖動,極容易越位導致特權。而特權與腐敗之間沒有截然不同的界限,特權是權力的自我擴張,特權中就包含有腐敗因素,可通過濫用特權來實現。權力道德化下滋生的特權腐敗可以給權力者帶來豐厚的利益,而且是又立牌坊又當婊子。

脫去權力道德化這件“皇帝的新衣”,穿上權力優越的真實衣服后,按照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多勞方能多得。權力優越在邏輯上必然是導致要求權力者勤政。其必須像毛澤東所說那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像古人所說那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或反過來說,只要權力者勤政“吃苦在前”,按照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享受權力優越在后就理所當然地具有正當性。在這里,權力優越是這樣一個概念,道德能力方面最優秀的權力者,也應獲得最大的獎勵。能證明它公平的則是這些權力者在相關方面也擁有最大的責任,他們要努力工作為國家治理做出最佳貢獻。

然而,歷代和現行體制內的權力優越既得利益者顯然是出自維護其既得利益的動機,卻虛偽和巧妙地將其在權力優越上的既得利益飾以道德化的體面外衣。因為權力者若是不勤政的話,如果仍不加掩飾地將權力優越招搖過市,顯然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會引發麻煩和攻擊。因此,他們通常是樂此不疲地制造出一個個道德標兵,用神化這些人物來去除其人性的標志,但此種道德高調之目的全在于作為政治舞臺上掩飾權力優越既得利益的一件漂亮道具:大力宣揚違背人性的無私而逃避樸實客觀的公平公正。從這個角度而言,任何歷代或現行體制內高喊權力道德化的權力優越既得利益者,都無疑是最不道德的偽君子。剝開這些權力優越既得利益者們的權力道德化外衣,真實的動機之一最主要是想逃避勤政的艱辛,即想“名正言順”不勞而獲地享受權力優越。因為一旦明明白白地承認權力優越,勤政的艱辛便會必須成為權力者每日勞作中順理成章之事。

權力道德化還使正當的權力優越“名不正,言不順”,要“猶抱琵琶半遮面”或“前門不開走后門”,以及甚至許多合理的權力優越也難以真正正常到位——由于長期以來的權力道德化宣傳教育公眾對任何權力優越都十分抵觸,這必然會打擊權力者勤政的積極性——因為其不能理直氣壯地去用智慧和汗水獲取正大光明的權力優越。結果是可想而知,權力者與非權力者雙輸。即權力者得不到理想的回報,非權力者也得不到高質量的公共服務。正如新加坡總理吳作棟之所說,這從表面上看是為民眾省了錢,但是最終卻會讓民眾付出更高昂的代價,這些代價包括“公共服務的質量低劣;政府官員貪污腐敗成風;政府官員不惜犧牲人民和國家的利益以換取個人的私利。”甚至權力道德化還使官僚們像喪失荷爾蒙一樣,實際上和中國歷代的宮廷太監并沒有什么區別——只不過是沒進行例行的閹割而已,被造就成一群沒有激情生氣“不男不女”的太監,促成了心理上畸形變態的貪欲和冷酷。

(二)權力道德化實際上不利于對權力進行制約

權力者從本質上講,與普通人一樣,都是一種理性的人,他們從事一定的職務活動,除了社會或階級的公利外,總是還有個人的私利,并且與經濟學領域中的概念“經濟人”一樣,都是必然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且俗話說“欲壑難填”,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對權力者也如此,這似乎是一個十分簡單的不爭之事實。如果不制約,即使權力優越,權力者的欲望仍是無止境的。所以,若不對權力加以制約,即使權力得到應有的合理優越,她也仍然必然產生特權腐敗,必須對權力進行制約,使權力優越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圍內。

但權力道德化下所產生的權力者精神特權不利于對權力進行制約,脫去權力道德化這件“皇帝的新衣”后,才會有利于對權力進行制約。權力者的特權可分為物質特權與精神特權。當前在權力道德化下,權力者的特權公開的一般首先是表現為精神特權,其某種意義上更甚于物質特權。或者說這正是權力道德化的體現。權力者的精神特權則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榮譽權特權,為權力尊者諱,權力被術數化為一種神秘。二是合法性特權,呈合法性壟斷,不允許他人窺視質疑。權力拉道德化大旗作虎皮,當護身符,將權力神秘、神圣化,就自然抵觸權力公開及監督,其實際上正是權力潛規則的建構前提,而有利于滋生特權腐敗。公開是最基礎、最起碼的監督前提條件,權力道德化無疑從根本上遏制了民眾對權力者作為的質疑。

英國哲學家休謨早就提出過著名的“無賴假定”:“在設計任何政府體制和確定該體制中的若干制約、監控機構時,必須把每個成員都設想為無賴之徒,并設想他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謀取私利,別無其他目標。”[27]所以,西方政治倫理講,公權力是一種必要的惡。一句話,權力道德化的消失之日,才可能容許民眾有評論權力者的正常表達權利和真正的獨立媒體存在,也便是權力者喪失精神特權后的理性化之時。聯系眼下的反腐敗實際,最重要的是要保障民眾的知情權,以對官員能行使監督,這才是最基本的群眾路線。

權力道德化抽去了事情的利益實質,去空彈一些道德修養的高調,但這并不等于在現實中真正如此或行得通。這種權力道德化習慣于用空泛的道德來約束權力者行為,不僅于事無補,反而實際上其虛偽性更有利于掩飾特權腐敗現象的滋生。與權力道德化相反,權力客觀化認為權力天然優越。韋伯即指出:“權力意味著在一種社會關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的意志的任何機會,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28]國內學者張文顯先生也持相類似的觀點:“權力指個人、集團或國家,按照其所希望的方式,貫徹自己的意志和政策,控制、操縱或影響他人行為(而不管他們同意與否)的能力。”[29]而且“身懷利器,殺心自起”(吳思語),權力其本身中還天然的包含著一種無限擴張傾向,試圖追求并勉力實現權力行使者自身意志的最大化,因此作為理性與意志復合體的權力者——人(即非神),很容易越位產生特權乃至腐敗。這便是特權及腐敗得以產生的最深層原因之一。遺憾的是我們的權力道德化意識形態卻反而阻礙了對權力制約這種可能。

權力道德化給權力者戴上道德化的高帽,使其老虎屁股摸不得,否則權力道德化的意識形態下“投鼠忌器”。權力道德化與權力神化在政治哲理上具有相通性。不論是權力神化,還是權力道德化;從哲學范疇言都是一種唯心主義,其是從主觀的角度而不是客觀的角度來對權力進行評判。本來按照客觀實際的情形,權力天然優越,享有許多非權力者難以企及的利益,道德化從美化權力出發,卻偏要披上一件漂亮的外衣,將優越掩飾起來,以維系權力的道德化合法性。由于權力道德化的虛偽性,因為越往權力下層信息越對稱,必然使各級權力者的優越分配不平等合理,其過于向高層傾斜,越往下層的權力者的正式法定優越就越是不足。

而且,權力等級制(任何有效率的組織所不可避免的安排)下極易導致的信息不對稱也有利于權力道德化,反過來權力道德化又使得信息更不對稱,二者相互促進最終必然走向神化,產生權力迷信。不過,由于權力越往基層,即使權力道德化,客觀上信息也相對容易對稱些,相互促進作用而得以減弱。越往權力下層信息越對稱,權力道德化與現實的反差越強烈也正是其中原因之一。政治現實中,就曾有這樣一些曾經被神化的權力典型。其他大大小小的權力者頭上,則順理成章自然也有不同程度之道德光環。樹立并神化典型是政治權威為了加強對基層社會的動員、控制和整合,而采取一種政治治理策略和權術。善良的人們卻殊不知,正是被神化的榮譽特權預設了對權力監督的無形障礙,是在精神上使人自廢武功,喪失了對權力批判懷疑的權利,不利于將權力關進科學的“鐵籠”,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及不能腐的防范機制。

其實,于220多年前法國思想家西耶斯就已指出:“榮譽特權也不得作為例外而不被一律禁止。”[30]如果有意地給予某人一種榮譽特權,“于是在他的心靈中產生了一種高人一等的要求,一種貪得無厭的統治欲望。這種欲望不幸與人類體質極為相似,是一種真正的反社會病。”[31]舉例如,為人民服務可以是一種權力者的精神特權嗎?否!凡人與偉人之間只有一步之遙,那便是為人民服務!如雷鋒!但我們的權力者們卻經常自我壟斷標榜著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特權,有公方彬先生就甚至公開提出共產黨員享有為人民服務的特權。這確實是一種權力道德化的精神或榮譽特權,難道普通的工人做工、農民種田就不是為人民服務?我們的媒體又什么時候曾經宣傳過工人做工、農民種田是為人民服務?權力者從政與工人做工、農民種田一樣,只不過一種職業而已,卻偏要道德化的好像他們不食人間煙火似的。其實,當官、做工、種田都要講究職業道德,而且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

按照權力道德化意識形態的邏輯,我們的權力者在道德要求上是最完美的,即“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和非權力者相比,有著無比的道德優越性。這樣的權力道德化邏輯,從根本上講與權力監督是不相容的,而與權力運行合法性的需要高度吻合,其實際上就是權力合法性的道德自洽邏輯。權力道德化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偽裝,權力通過這一方式為自己創造了合法性,偷偷地替換了人們通常的利益計算。但無論權力道德化再怎么“完美”,都抗拒不了現實的顛覆。問題全在于權力道德化制度設計的脆弱性,在于其一旦因在所難免的權力者瑕疵存在而產生質疑,就易導致為之進行闡釋的意識形態的崩坍,便會造成權力合法性危機。在權力道德化下,若一旦摘去權力者頭上的“道德光環”,讓權力者受到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式的某種“羞辱”,你設想一下會出現什么場景?那將是孔夫子早就有言的“禮樂崩壞”。以致權力者他必須一切都對,承擔不起錯誤。即便是僅某一方面的自我批評,也必須是七分成績三分失誤,而絕不能倒過來否定自己,否則面臨的必然就是喪失權威。權力神化下,皇帝尚可以下罪己詔。而權力道德化下,偉人如毛澤東者,于“大躍進”失敗后就不幼稚到真以為自己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么重”(彭真語)。所以,由于權力道德化作崇,政治現實中對權力的監督始終受縛于其。反而是權力客觀化本無怎么樣的完美,就算對權力者質疑,又能摸黑了誰?才能權力者寵辱不驚、非權力者也不大驚小怪地平靜接受。也正如德國學者墨菲所指出:“這對民主不利是因為,當對手不是以政治而是以道德的方式來界定時,他們就不能被視為對手,只能視為敵人。如果與邪惡的敵人在一起,那么很可能沒有競爭的討論。他們必須被淘汰。”[32]

權力道德化把經過選賢任能選拔出來的權力者,看作一種與普通人不同用所謂特殊材料制作出來的人,以為其在道德上具有優勢。然而,其實不然。這是唯心主義地拔高了權力者的人性,把應然當作實然了。即使權力者由于承擔著更大的社會責任,理應對其實行更高的道德要求,更多的利益激勵,更嚴的職業制約,更好的科學選擇。但我們仍然沒有理由將權力者道德化,任何職業群體都有其職業性的道德習俗,彼此之間并沒有優劣高下之分。沒有某種職業群體,在人性上會比別的職業群體更高尚。不論何種職業人生,為人處世之道德,最公認的一條是吃得苦、吃得虧,但也不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道德化式地吃得苦、吃得虧,而是于利益上不斤斤計較式或禮讓式地吃得苦、吃得虧。科學家非道德化,其刻苦鉆研的高尚道德(相當于政治家的勤政)卻從來為人們所公認。藝術家亦非道德化,公眾亦對其帶有一定職業烙印的各種明星緋聞早已習以為常。現實生活中,權力者不但在人性本質上與普通人沒有區別,都是按利益行事,和受一定的道德水平及具體個性所引導、約束。而且,由于權力優越,使權力者面臨的各種欲望誘惑和謀私機會比普通人更多、更大。因此,對于防范權力者作惡來說,若無一種符合權力客觀規律的權力者科學選擇與激勵及制約機制,主要依靠權力道德化的選賢任能是極其靠不住的。

我們已經看到在中國當前的種種社會道德問題中,由于權力優越——處在社會之最高地位和肩負國家治理的最重要職責,權力腐敗無疑居于最惡劣的位置。任何社會、任何時代,權力者都是社會的道德標桿。他們所表現出的行為會對大眾道德產生導向性效應。權力道德化說教實際上是虛偽的,樹立的是虛偽化的道德,由于官德具有導向性,這勢必導致整個社會道德的虛偽化。“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們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缺乏誠信,很大程度上即由此產生。北京《經濟觀察報》編輯丁力先生有一句話說得很精彩:“社會道德的敗壞實際上只是官僚道德的普及而已。”[33]著名作家馮驥才也同樣認為:“如果官場的風氣不清,社會的風氣就不會正,什么歪的、斜的都會出來,所以官員的價值觀非常重要。”[34]顧炎武曰:“士大夫之無恥,國恥也”[35]正是他們“滿嘴里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帶動了今日整個中國之世風日下假惡丑橫行,其對當今社會道德造成的危害已罄竹難書,致使黨和政府的權威不斷下降,作為政權正當性基礎的道德權威大量喪失。權力腐敗已成為中國所有社會道德問題的癥結所在,中國所有社會道德問題的癥結也只有在消除權力腐敗那里才可能得以解決。

可悖論的是,現實卻又這樣無情,權力道德化滋生出腐敗,在道德政治文化下想要對公仆們的腐敗行為進行阻止,反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困難重重。因為按照傳統道德政治文化,時至今日,我們仍是在為權力尊者諱,即凡在位之權力者皆不能客觀地批評議論,哪怕是實事求是有理有據。缺少或更確切地說是不允許一種對權力者之批判懷疑精神。所以,盡管其表面形式上宣揚“擁有權力者一定要有道德,有道德者才能擁有權力”,客觀現實卻是“掌權就是道德的,不掌權就是不道德的”。正如著名作家周大新在長篇小說《曲終人在》中,借清河省省長歐陽萬彤之口這樣表述:“中國的官場被看成一個偉人熔爐和道德高地,誰當了官誰就是最聰明和最有道德的人,他的思想就是最智慧的,他的言行就是最符合道德的,他對治下的百姓就有了父母對兒女一樣的威權,被稱為父母官,他就有了裁判一切的權力,誰也不能對他的決策和話語進行質疑。”因此,只有權力者失勢被否定后,如腐敗違紀、失職瀆職等,才允許批評議論。其正如曹林先生所說:“‘打老虎’是一種特權,只能相關部門去打,媒體是不能打活老虎的,相關部門打了之后,成了死老虎,媒體才能去鞭尸。落馬前新聞的靜默,與落馬后新聞瞬時爆發如江河決堤,讓人覺得嚴重違反新聞規律。”[36]若再往深里究,是權力道德化下權力難以關進科學的制度籠子,而權利卻被關在制度的鐵籠里,這應是當今權力腐敗的重要根源之一。

(三)權力道德化排斥競爭形成權力壟斷和逆淘汰

與否定權力優越一樣,權力道德化排斥權力競爭。不論你競爭的原因動機如何,不論你采取的方式手段如何,不論你的德、識、才、學如何,都必然為權力道德化所絕對不能夠允許。但是,權力競爭在現實中是一種事實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掩蓋。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即認為,政治有四個基本特征:①人們在做出決策前存在著分歧和沖突;②雖有分歧,但大家都有趨于一致的共同愿望;③存在著互相競爭的集團;④權力是競爭的根本問題。[37]

引起權力競爭的最根本原因,自然只能是權力優越。而權力優越則最終表現在利益上。利益,包括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是我們所知道引起一切競爭的唯一原因。權力競爭是權力優越的題中之義,權力優越必然會引起權力的競爭。換一句話更進一步地說,如果我們將權力客觀化,承認、主張權力優越,就必須也承認、主張權力競爭,這完全是一種常識。否則,在理論和實踐上,我們都難以自圓其說。權力競爭源于權力優越,權力優越源于權力本身。要否定權力競爭,就必須否定權力優越,而否定權力優越就等于否定權力本身。這是一串環環相扣無法打斷的邏輯鏈環。

與權力客觀化肯定、主張權力優越相反,權力道德化否定、排斥權力優越,也必然否定、排斥權力競爭。制度無處不在,權力道德化當然也并不回避制度建設,但其制度與權力客觀化卻涇渭分明。若一言蔽之,其關鍵即為是否承認公平自由的權力競爭,這是一個分水嶺。權力道德化看似與權力神化相反,卻是從另一個極端將權力神圣化,同樣是堵死了權力競爭之路。但競爭才有效率,經濟是這樣,政治也如此。權力道德化否定權力競爭利益機制必然帶來壟斷,造成權力運行的動力不足效率不高。權力壟斷之下必然形成獨裁,獨裁是權力壟斷的必然結果。而獨裁又反過來加強了壟斷,因而獨裁是壟斷的極端表現形式,使權力者個人在很大的意義上享有絕對權力。其便予取予奪,悉聽尊便。所以,權力道德化否定權力競爭利益機制,其必然導致特權腐敗。

特權的實質即是壟斷,在于具有排它性。因而權力一旦形成壟斷,就必然演化為一種特權,權力者就可以為所欲為,以致最終產生腐敗成為必然。不言而喻,所有特權腐敗的總根是權力之壟斷,這是特權腐敗的根本所在,其它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特權腐敗皆其派生之。只要這一總根未拔,盡管你如何賣力反特權腐敗,至多是各種次生的具體特權腐敗此消彼長而已。但權力的壟斷采取直接的暴力手段交易成本極大,而采用間接的道德化手腕,則可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權力道德化下有直線不走走曲線(偷開后門)、精確不要要模糊(渾水摸魚)的妙處,有大量回旋余地與操作空間,一切只看權力壟斷者的造化——腐敗權術武功之高低。比起權力客觀化下公平自由權力競爭所需的又苦又累的道德與能力而言,即使能勝出得到權力優越,也哪及腐敗權術輕松快活?何況這樣的結果實際削弱了其根據需求隨心所欲支配或施恩于治下民眾的政治主動權,使權力失去了隨意性。法國政治家、思想家埃馬努埃爾•約瑟夫•西耶斯在論述特權時就指出:“盡管國家經濟要求在各個方面都任用最能干、最便宜的公仆:壟斷卻強行選擇最昂貴因而最低能的公仆,因為壟斷的明顯作用在于制止那些在自由競爭中本來能夠顯示才能的人有所發展。”[38]

權力若缺乏公平自由競爭形成一種壟斷性,就容易使其產生獨立于公共利益之外的單獨利益;一定隨著時間的延長,自然會蛻變為一個封閉的特權階級。如前蘇聯曾形成一個特權官僚階層。要打破這一點,使權力無法壟斷而形成固化的利益集團,須以制度化的公平自由權力競爭與人性中的惰性斗爭,挫敗權力的保守傾向,才可能維持權力的開放性,打破封閉結構,保持權力的新陳代謝,不斷有流動的活力,以防止形成固化的利益集團。若“一旦流動緩慢,就會造成掌權階級中大量增加蛻化分子,同時也使下層中的優秀分子與日俱增。”[39]此即違背了能級原理(從物理學中借用而來的一個概念),使整個社會系統處于一種不穩定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平衡就變得不穩定了;稍有沖擊……就會摧毀這種平衡。”[40]而且,權力的流動不僅僅是速度,更重要的是質量,唯有公平自由的權力競爭才能保證這點。只有開放競爭性的權力配置模式,才能最大限度地吸納社會各界精英,使政治系統較為穩定并具有很高的政治效率。

現實表明,這種否定權力競爭違背客觀權力規律的權力機制,與否定權力優越一樣,只能是導致又一種權力者在權力競爭上的虛偽人格。若套用錢理群教授的話,就是官場“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41]所以,表面上貌似一團和氣的官場,人們總是事后才知道,其實當時也曾有過如此更幽暗之激烈斗爭。但權力競爭本身并無所謂什么對錯,問題在于是通過什么手段或途徑。

人的素質有高低之分,有高素質者,也有低素質者。就同一群體或同一權力內部的權力個體競爭而言,其采取什么手段或途徑,主要與個體的素質最為相關。高素質者與低素質者是一種對稱,這種對稱或對立統一是宇宙的普遍法則之一。下面我們將看到,低素質者與腐敗權術的權力競爭方式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的聯系。

人的素質的具體內涵,主要包括能力與道德兩個方面,即德才兼顧。人的素質主要包括能力與道德兩個方面,但并不就等于二者簡單相加之和。若此,其必須是人的素質不是一個整體,分開割裂為能力與道德兩個獨立部分的情況下,才能夠成立。實際情況當然不是如此,人的素質是一個整體,能力與道德同時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決定、影響著一個人的整體素質。而且,能力與道德,二者中僅任何一方面的優秀,都不足以決定一個人的整體素質就高;而其僅任何一方面的低劣,就足以影響至一個人的整體素質不高。譬如,一個人雖然能力很強,但道德卻極差,能力很強不足以決定這個人的整體素質就高,道德極差卻足以影響至這個人的整體素質不高。反之亦然,一個人道德很好,但能力卻極差,道德很好不足以決定這個人整體素質就高,能力極差卻足以影響至這個人的整體素質不高。這樣,高素質必須是能力與道德都優秀者;而低素質則可能有多種情況,或能力與道德都低劣者,或能力與道德二者其中之一低劣者,都足以構成一個人整體素質較低。誠然,人的素質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永遠處于一種動態過程;但其又是相對靜止的,個體的現實存在、歷史過程都具體肯定著他的素質究竟如何。

對于社會、群體來說,自然希望權力者德才兼顧,是能力與道德皆優秀者。只有這樣,才符合社會、群體的利益。因此,按照社會、群體利益機制,當然是高素質者最有望取得或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但對于個體來說,能力與道德只是手段,權力之優越才是目的。只要能夠達到目的或為了達到目的,個體不一定必然通過能力與道德,也可能或也可以通過腐敗權術競爭權力。或此或彼,主要取決于個體利益機制而定。于低素質者而言,在權力競爭中,腐敗權術對其有利;或換一句話說,低素質者要想取得或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都必然通過腐敗權術。道理很簡單,一是能力與道德正是低素質者之短或相對之短,即使他們付出比高素質者更大的努力,在公開、自由、平等的權力競爭中,也很難有望僥幸獲勝。二是腐敗權術正是低素質者所長或相對所長,尤其是道德低劣類的低素質者(即小人),在權力競爭中,可以無所顧忌、膽大妄為、不擇手段、任意恣行;而高素質者們(即君子),則往往有所顧忌,或受道德規范約束限制,或天生不擅長腐敗權術,只善于謀事不善于謀人。

在權力道德化下,干部的選拔、使用過程中,干部本人是消極、被動的,任何積極、主動爭取和要求職位提升的行為都被視為“向黨伸手”。所以,中國官場上的人大多很虛偽,即使想升官,自己卻不能說,要想方設法找說得上話之人推薦;有人推薦了,還要三推四讓,顯示自己謙遜,然后才就位,其實心里則恨不得一秒鐘就趕緊爬上去。這樣一來,你也想升,我也想升,他也想升,大家卻都不能明著說、明著爭,必須暗地里操作:托關系、找門子、施計謀、苦鉆營,甚至行賄買官。這樣一來,若不去登門拜訪,問候送禮,向領導“靠攏”,就難有被發現、重用的機會……反之,若明著去爭,就會被說成是“有野心”或心靈齷齪。最后的結果便是:君子往往不屑于低三下四、阿諛奉迎地托關系、找門子給上司送禮,而最終升不上官;道德卑劣的小人則往往不擇手段厚顏無恥,并勤于、善于鉆營,極盡巴結上司之能事,所以最終得以升上去者少不了是他們。這樣一來,若缺乏公開、有序、良性的制度化競爭機制,私下、無序、惡性的非制度性競爭方式就難以抑制地蔓延開來。

這種權力體制的最大特征是下級完全服從于上級,一切聽從上級的命令或看上級的眼色行事,最大效用是磨掉權力者的個性棱角,培養造就大量平庸園滑之輩。這樣做的目的就在于消除權力者中的一些有個性的桀驁分子,以鞏固上級的絕對權威,但可惜也必然同時削弱權力者本身的自我擔當和敢于創新精神。他們必須時刻謹守上面的指令,增強其服從和卸責的能力。因為在這種體制下,只有善于服從,避免自己做決定,一切唯上才能獲得賞識;只有善于卸責,面對任何風險時都一定要離得遠遠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才能避免惹禍上身。不具備這兩種本事的人,很難適應這樣的體制。即使極少數有個性的桀驁不順者僥幸漏網存在下來,甚至升至權力高層,仍會最終成為一種另類,遭到體制的排斥、排異。

由于權力者的升遷與否,主要掌握在上級委任者手中,其取決于委任者的個人品質和知人善任水平,隨意性極大。她的人治性的權力法則,是層層只對上級個體和上級領導機關負責,而不對人民或民意機構負責,她是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關系等陳腐東西來維持的。在這種權力由更大的權力者授予的體制中,由于領導者掌握著組織個體的評價權、定崗權、職務晉升的決定權以及相關的處罰權,而且其權力很少受到組織運行中相關制度的約束,所以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偏好選拔誰、任用誰、處罰誰以至于在人格上抬舉誰,由此在組織內部形成自上而下的權力和利益的依附關系。[42]所以,保住權力的要訣就是眼睛向上,跟對人,站準隊,拍好馬屁。構筑好了這樣的利益圈子,權力就像有了核保護傘,腐敗便總能逢兇化吉。有了這些心得,則各級權力者只須精通腐敗權術,只須千方百計地取悅上級,就可以仕途得意,步步升遷,甚至為所欲為。有國外學者這方面的研究中即指出,所謂依附關系是指“恩庇-依隨”二元關系,在此關系中恩庇者和依隨者之間在多數情況下形成一種工具性友誼,其中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庇護者使用自己的影響力和資源向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被庇護者提供保護和利益,而被庇護者向庇護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和幫助(包括個人服務)以作為回報。[43]這種關系廣泛存在于既存政治社會體系中,是一種不平等權力地位的行動者間的非正式特殊互惠關系,其中恩庇者具有較高的權力地位,依附者透過對恩庇者的效忠與服從來換取生活所需的資源。[44]

在上述情形之下,就必然產生一種政治上的格勒善法則現象,即腐敗權術可以取得和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人們就不會通過能力道德去取得和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這里的格勒善法則,是一種借用或移植。其原是指經濟領域貨幣流通中的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經濟現象:如兩種鑄幣面值相同,卻由價值不同的金屬鑄成,則價值低的貨幣會使價值高的貨幣退出流通領域。這一現象的法則,在政治領域的權力競爭中也同樣有效,腐敗權術有如劣幣,能力道德有如良幣,如果腐敗權術可以取得和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人們同樣也就不會去通過能力道德取得和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當然,其于素質狀況不同的權力者或人們,具體情形也各不相同,下面逐一述之。

對于低素質者而言,誠如我們已經分析所述,其要想取得或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都必然通過腐敗權術。但低素質者的個中情況比較復雜,其在權力競爭中的格勒善法則現象,這里有必要再作更進一步的分析。第一種情況是能力與道德兩方面都低劣,這種低素質者,在公開、自由、平等的權力市場競爭的機制下,根本不可能取得或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只有在權力道德化的計劃人事機制中的人治性條件下,才能夠為他們提供了通過腐敗權術取得或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的“英雄用武之地”或可能。所以,他們在權力競爭中,是地地道道的、完全意義上的“劣幣”持有者,能否取勝,主要取決于其的腐敗權術水平及客觀環境所提供的條件、機遇。但這種低素質者,其在權力競爭及權力運用中,玩弄腐敗權術往往無所不用其極,其能爬上高官要位者盡管不多,可也遠不是絕無僅有。第二種情況是雖然道德低劣,但能力上卻又相對較強。這種低素質者,本來在任何權力機制下的權力競爭中,都有可能通過能力去取得或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但在權力計劃人事機制中的人治性條件下,他們通過腐敗權術,不通過能力,去取得或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相對成本代價要較小。因此,權衡之下,他們必然選擇通過腐敗權術。而且,由于他們能力素質較強,在腐敗權術上的能量也極大——注意,這里能力已異化為權術;在權力競爭中能爬上高官要位的低素質者,也大多只有他們。第三種情況是盡管能力素質較差,但在道德品質上卻不失正直、老實、忠厚。這種低素質者,在公開、自由、平等的權力市場競爭機制下,一般很難取得或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特別是一些重要關鍵的權力位置更是如此。而在權力道德化的權力計劃人事機制的人治性條件下,權力腐敗現象普遍嚴重泛濫,民眾對之深惡痛絕,使他們有可能通過道德上的廉潔自律去取得或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若社會提倡權力道德化,并對權力道德化者給予表彰和地位升遷及物質上的獎勵,甚至就會鼓勵這些人為了不可告人的利己目的而去實踐權力道德化。但就在這時,道德也已經異化為權術。對于這種低素質者來說,他們甚至潛意識中希望別的權力者腐敗,并且不希望完全徹底反腐敗,這樣更有利于他們在權力競爭中去取得或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所以吊詭的是,在反腐敗斗爭中,其于政治權術而言,卻不怕你去貪,就怕你不貪又還有能力。但由能力所限,他們爬上高官要位的可能性極小,且一般只能可遇不可求。

權力競爭中的格勒善法則于高素質者而言,則包含著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如果在權力道德化的權力計劃人事機制中的人治條件下,腐敗權術可以取得或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就必然會對高素質者產生一種誘惑;因為通過腐敗權術比通過能力道德,去取得或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其所付出的成本代價要小得多。當在政治現實中,腐敗權術能夠普遍盛行時,高素質者受到利益驅動就會向低素質者趨同。第二層意思是,在權力道德化的權力計劃人事機制中的人治條件下,高素質者的能力道德優勢競爭不過低素質者的腐敗權術。也就是說,在權力競爭或權力斗爭中,君子斗不過小人,反而為小人所戰勝、打倒。其個中原因,主要是由于權力道德化的權力計劃人事機制的人治性,必然倚仗政治韜略與權術所使然。而正如我們前面已經所述,高素質者在這方面往往有所顧忌和幼稚,只善于謀事不善于謀人;低素質者則不擇手段和老練,不善于謀事卻善于謀人。在這種情形之下,當低素質者于權力競爭和權力斗爭中占優勢時,高素質者為利益驅動也會向其趨同,將能力道德異化為腐敗權術,去取得或維持權力及權力優越。當然,除此之外,高素質者也還可以有另外一種選擇,即潔身自愛,拒腐敗權術于千里之外,但這樣一來,在大多數情況下,權力及權力優越也就與他們無緣。總之,只要權力及權力優越的取得或維持,是仰仗于計劃、人治、集權、專制下的腐敗與權術,而不是依靠市場、法治、民主、自由下的能力與道德,就必然誘導促使高素質者向低素質者的腐敗權術趨同。

這里且舉平常一例:安徽省蕭縣原縣委書記毋保良,早年畢業于南京航空學院,后曾任安徽宿州一家酒廠負責人,并使這家長期虧損的國企起死回生,成為利稅大戶。1999年,毋保良受重用擔任宿州市埇橋區副區長,正是在這個崗位上的“受挫”,影響了其對“風氣”的認識。當時,作為有學歷、有能力、有業績的年輕干部,前途看好的毋保良卻意外落選區委常委,據稱被評價為“不合群、威信不高”。2003年,毋保良調任蕭縣常務副縣長,為吸取落選“教訓”,他努力和各級干部搞好關系,將吃吃喝喝、請請送送作為密切上下級關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途徑,在“一團和氣”的氛圍中開始了受賄行為。2007年后,毋保良先后升任蕭縣縣長、縣委書記,仕途順遂讓他嘗到了送禮的“甜頭”。[45]

(四)權力道德化危害抵御腐敗的公有制經濟基礎

相對資本主義私有制而言,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人類社會史上一種完全不同的嶄新生產關系,其從內容到形式如何實現,公有制在實際中如何操作以實現其優越性等,都須在實踐中從頭探索,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和現代企業制度下,人民只可能掌握國有企業公共權力的所有權,而將使用權委托給他們信任的權力者。為了最大限度的保證被委托的權力者對公共權力行使的效率,必須將權力客觀化,給被委托的權力者以應有的足夠優越,并通過最科學、最合理的權力者選擇機制,來使社會中的道德、才干最優秀者成為他們的委托管理者或代表者。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歷史進步性不是由于道德性,而是由于客觀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與以往建筑在道德倫理基礎上不同,而是建立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適應的基礎上,從而使社會主義公有制第一次獲得了“科學性”。

但我們卻一直仍主要是注重從道德的角度去理解公有制,將權力道德化,不主張權力優越,不允許權力競爭,窒息了公有制企業權力者之創造活力與積極性,使公有制企業失去了理應比私有制企業更高的競爭力。這是一種公有制道德化,其過去使公有制陷入困境,現在仍在使她陷入困境。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說:“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么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作證據,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經濟科學的任務在于: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46]公有制的歷史進步性,至所以未能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具體實現,也未能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具體實現,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政治領域權力體制上的權力道德化,否定權力優越,否定權力競爭。在計劃經濟下,她使我們以犧牲效率為代價;在市場經濟下,她又使腐敗始終困擾我們。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四項基本原則”之首,從鄧小平到習近平,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中央都在不斷重申這一基本點。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接下來又講:“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正如恩格斯于《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一文中所指出:“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47]生產關系是經濟基礎,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有著緊密的聯系,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的好壞,直接影響著上層建筑政治上的反腐敗得失、成敗。

因此,反腐敗全面治本的先決條件之一是要搞好社會主義公有制,建設一個能最大限度地抑制私有制私有觀念泛濫的反腐敗強大公有制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國家不能為反腐敗而反腐敗,反腐敗的最終目標是要搞好公有制(包括公共行政、公共事業和公共企業三大類公有制),維護好整個社會大的公平正義環境。這是與資本主義國家反腐敗的重要區別,其反腐敗是在私有制大的不公平正義環境下,去維護某種意義上小的局部公平正義。

可是,權力道德化這件什么也沒穿的“皇帝的新衣”卻使社會主義公有制散失所有元氣,損害了它的一切活力。相比之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下資本優越,沒有資本道德化一說,資本逐利天經地義之利益機制給私有制帶來強大活力。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否定權力優越,則無異于自毀長城——置公有制在與私有制的競爭中處于缺乏積極利益機制之被動境地,這種利益梗阻之下,若不輸掉才是咄咄怪事。甚至可以說階級斗爭學說是建立公有制的科學社會主義,權力優越學說則是建設公有制的科學社會主義。我們所主張的這一權力唯物論思想,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有力捍衛:沒有公共權力的優越,就沒有公有制的效率。當前主流輿論對權力優越諱莫如深,我們卻要為它吶喊,認為是個有益無害之提法,其應作為當代科學社會主義主義理論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只是過來被嚴重誤讀了。

權力道德化下的公有制存在一個嚴重缺陷,那就是產權虛置。因此每個接近國有資產的人都想獲取便宜,也就是所謂的租值消散。而官員代表政府對國有資產進行經營管理,由于國有資產控制權并沒有明確界定到具體的官員,且官員的任免和調動存在不確定性和非自主性,故國有資產依然產權虛置,其租值依然大量消散在所難免。反之,否定權力道德化后,在公有制企業治理中,一方面權力優越要求政企完全分開實行企業自治,即簽訂完全契約——其只是落實公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公有制還是公有制,賦予公有制企業權力者名正言順的極大權力,具有比現代企業制度中私有制企業經營管理層更大的人、財、物、事上的自主權和自主性,既擁有特定控制權又擁有特定剩余控制權和特定剩余索取權,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起權力者勤政廉政的積極性,使公有制企業治理效率更高,活力更強。例如,現在我們的國有新華書店和郵政公司,在市場經濟中受到民營企業的極大沖擊,只要落實上述改革就完全可以重振雄風,穩住陣腳逐漸奪回失去的市場。

按照現代產權理論中不完全契約理論的分析框架,企業博弈主體分為委托人和代理人兩方,而兩者之間的交易可看作一種契約。該理論創立者哈特(Grossman and Hart)和莫爾(Hart andMoore)將企業的契約性控制權區分為特定控制權和剩余控制權,特定控制權指能在事前通過契約加以確定的、在不同情況下如何行使的控制權;剩余控制權指在事前沒有在契約中明確界定如何使用的權力,是決定資產在最終契約所限定的特殊用途外如何被使用的權力。生產資料私有制下現代企業制度中必然性的不完全契約——若簽訂完全契約,私有制雖還是私有制,但已是別人的私有制了,使私有制企業經營管理層得到的一般是特定控制權,而資本則將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留給了自己。沒有特定剩余索取權和特定剩余控制權與之相匹配的特定控制權是一種不完全的權利,進而導致經營管理者可能為了謀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顧企業的利益,與企業目標相偏離。因此現代企業制度中私有制企業經營管理層與資本的種種摩擦在所難免,其治理效率及活力皆受到較大影響。

另一方面,公有制企業勞動者可以通過民主選舉、民主監督來制約權力優越,切實體現出勞動者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有利于調動勞動者的政治參與和生產工作積極性,使公有制企業的治理更加完善合理和簡單容易。比如,權力優越的取得和維持,需要不斷地經過市場化的自由競爭選擇,不像資本優越那樣,可以世襲壟斷,一勞永逸。再如,公有制企業權力者的薪酬待遇按勞分配,與其績效掛鉤,受職工民主監督,不似資本那樣,我的資本我作主,大致可以任性。權力優越因光明正大反而易受民主選舉、民主監督制約——權力者的合理利益得到保障容易接受制約,優越擺在明處也有利于進行制約。所以,權力就算如何優越也是極其有限和收斂的,用數學語言講是一個收斂性函數。相對利益擺在明處的權力優越,利益擺在暗處的權力道德化逼良為娼的“潛規則”腐敗,不透明不易受民主選舉、民主監督制約,是一堆糊涂帳甚至“無底洞”,一些腐敗分子的涉案金額動輒高達數億元或情婦數十位便是例證。資本也同樣欲壑難填,不同的僅是“理直氣壯”和“光明正大”而已。長期致力于收入和財富分配問題研究的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采用歷史和統計的研究方法,通過跟蹤美國前1%富有人群收入和財富的變化情況深刻揭示了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現實;并將財富鴻溝不斷擴張的原因歸結為自由市場條件下之資本收益率(包括利潤、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資本收入,以總值的百分比表示),其一般總是超過經濟增長率(年收入或產出的增長)。[48]而公有制權力優越上述兩方面的結合,兼顧了效率與公平,科學地解除了二者之間的張力。

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低下與所有制并沒有必然聯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體制下,私有與國有企業都可能有勝有負。問題在勞動分工中分權激勵和協作規模的得失消長關系。所有制形式是生產關系的基礎和核心,但生產關系并不僅僅或全部簡單的就是等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它隱藏的實質其實是利益與效率。生產資料所有制于利益、效率之間有著有條件的相對聯系,但不存在無條件的絕對聯系,其還取決于生產關系中除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重要因素外其它別的也影響利益與效率的因素,如權力管理體制。社會學家哈貝馬斯即說過:“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顯然不曾形成勞動者的自我管理。”[49]

列寧、毛澤東也看到了這點:企業管理中存在著權力異化的問題。毛澤東曾說:“所有制問題解決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50]遺憾的是他們卻走上了權力道德化之岐道,如列寧說:“對我們來說,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勞動者來管理國家。”[51]毛澤東則具體提出:“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52]結果是事與愿違而適得其反。

國有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經營管理運作機制、企業家的素質這些市場競爭力的關鍵因素,都無不與權力體制有關。中國國有企業的問題不在產權,而在國家權力體制的專制、集權,束縛了國有企業的自由。最突出的是在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選拔上,國有企業無自己的自治權,完全由政府用黨政干部的標準或按照上級領導者的好惡來選拔、任用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靠集權治理體制下的干部提升制度,或輔之以民意測驗制度,都難以選出有遠見雄心,了解行業發展方向的國有企業經營人。如張維迎先生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我知道一個很大的國有集團公司,下面有五個分公司,有一個很能干的領導人,把排名第五的分公司做成第一名,非常有成就。后來,集團公司的老總就讓自己的秘書來接替他,這個秘書又將公司從第一名做到了第五名。這樣的例子應該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說,國有企業下,不可能使得經營者真正有長遠的考慮。”[53]這樣產生的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根本不具備企業家的素質,他們的主要精力和心思也根本不放在企業經營管理上;而是如何博取上級領導的賞識和重用,一旦企業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則怎樣逃避自己的責任。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這樣一種精神狀態,他們領導下的國有企業還怎么能有市場競爭力?不能把優秀的經營管理人才推上領導崗位,正是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缺乏市場競爭力的最深層癥結。我們發現,全球最成功的企業基本上是采取精英集權決策模式的,這是因為精英集權化管理在保證決策高度理性和效力兩個維度上使企業的效率達到最大化。就像羅森指出的那樣:“最有能力的人應當控制最多的資源并管理最大的組織。”[54]

國有企業自治,首先應從國有企業高層經營管理者的產生機制自治做起,不再由政府指定任命,其報酬也不再由政府決定(但上要封頂,以消除剝削為度;下不保底,完全按勞分配)。改由國有企業自身通過董事會、監事會、職代會對其進行民主選擇、民主監督。國有企業董事長和總經理以及董事會、監事會成員與職代會代表,實行由直接民主競選的方式產生。比照縣(市)地方成立選舉委員會和建立選舉站,以對市場政治交易中的競選與投票,進行嚴格規范管理。國家作為國有企業的出資者,與國有企業及其經營管理者簽訂完全契約,除享有出資額的收益權(利潤)和對國有企業的資產和經營活動進行監管的權利外,只能用行政法治的手段調節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稅收、利潤由國家調控,制定完善并嚴格執行稅法、利潤法;工資則企業掌握,不論國企私企。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作為企業法人代表,擁有特定剩余控制權,像私有企業主一樣,充分自主地進行經營管理,并與企業共沉浮,企業愈壯大發展權力亦愈壯大發展,反之亦然。國有企業向國家上交利稅后,全部所得自主支配,即享有特定剩余索取權,或用于擴大再生產,或用于改善職工福利、工資待遇,根據生產經營狀況,由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決定,一切取決于國有企業發展壯大的需要,由市場引導、職工民主監督。國有企業職工為自由勞動者,是勞動力市場的主體,自主擇業,自由流動,政府有責任保障其的一切合法權益。

如何留住人才是國企發展最為關鍵的問題,必須實行高度透明化的權力市場競爭選人用人體制。國企絕大多數都應按照職業經理人的要求選擇經營者,并用市場化的考核機制來制定相應的薪酬。國有企業由公有制企業家運營,憑企業績效進行考核并接受利益相關者的嚴格監督。其在權力優越、制約和競爭三位一體的政治治理結構下,與私有制企業家的區別僅在于:(1)私有制企業家建立的是“私人王國”(熊彼特語),即分封制似的;公有制企業家建立的則是“自治王國”,即是民主制的;而現行政治治理結構下的公有制企業乃是集權制的“官僚王國”。(2)資本優越是一種經濟產權,私有制企業家對企業之擁有管理權是可以作為遺產繼承或自行贈予的,這種繼承的管理權和財產是腐朽寄生性的或負有原罪,人們有理由憎恨和不滿;權力優越是一種政治產權,公有制企業家的企業管理權則是不可以由親人繼承或自行贈予的,他們的創新性人力資本是公有制企業發展最稀缺和最寶貴的資源。若道德能力跟不上,就隨時有可能被取代。(3)私有制企業家的收入除經營管理薪酬外,還包括資本收益剩余價值,公有制企業家的收入則僅僅經營管理薪酬。(4)私有制企業家的企業人、財、事、物權行使只受國家法律制約,公有制企業家的企業人、財、事、物權行使除受國家法律制約外,還受行政監察和職工民主之監管。上述區別,對公有制企業家來說,都是一些正能量,其有利于公有制企業的市場競爭。而且,這些于任何公共權力而言,即包括公共機關與公共事業亦同樣成立。

無論微觀層面還是宏觀層面,人類歷史和現實中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一種起基礎性作用的意義。人們所謂的政商關系之大端即由此所定。從封建專制社會的私有皇權優越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資本優越,再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公共權力優越,體現出辯證法中事物發展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規律。當下,凡來自右的方面對公共權力優越的質疑和攻擊,以及甚至別有用心地將公共權力優越混同于特權腐敗,其都無不是站在私有資本的立場。正如二十世紀美國最著名的基督教哲學家雷茵霍爾德·尼布爾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會》中所揭示,摧毀對經濟活動的政治限制正是商業階級的利益所在,因而他們要削減國家的權威,使國家更順從他們的需要。在現代工業主義盛行的時期,隨著經濟力量的日益集中,這種摧毀政治限制與削弱國家權威的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只能意味著社會不能控制獲得一定社會福利所需要的相應的經濟權力。結果經濟的權力而不是政治與軍事的權力變成了現代社會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強制力量。經濟權力或者公然反抗國家權威,或者使國家制度屈從其目的。政治權力在社會中受到約束并承擔責任,而經濟權力在社會中為所欲為,毫不負責。最后導致的結果是政治權力要為經濟權力負更多的責任。[08]

所以,私有資本總是力圖否定公共權力優越的正當性,以擺脫或反抗公共權力的約束。比如,在中國經濟改革中,隨著私有資本力量的不斷壯大,已有人主張全面私有化,并通過《物權法》來保護生產資料私有制,使經濟權力的力量強大于政治權力的力量,從而在政治和經濟之間設定一個牢固的邊界,并說如果政治可以有能力干預經濟,腐敗就會變得不可避免,這是反腐敗的最有效辦法——這里,人們不禁要問若公共政治無能力干預私有經濟,剝削無度是不是會也變得不可避免?

還有人主張讓富人去從政——經濟權力強大后必然進一步要求政治上的權力,且美其言曰:因為他們經濟背景好,出任公職不是為了養家糊口,腐敗動機低。實際情形又如何呢?如于我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中,遼寧省部份有實力的企業老板,為了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不惜重金向官員和省人大代表行賄,資本勢力的直接、間接代表人物通過賄選上臺,公然竊取國家權力。遼寧省102名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通過賄選產生的有45名,占44%;其中42人為企業家,且一大半是私營企業資本家和富豪。這并不是孤例,如2013年處理的湖南衡陽市省人大代表賄選案,與遼寧省全國人大代表賄選案如出一轍。從根本上講,這是中國近些年資本勢力惡性膨脹的必然結果。

也有學者從負面意義上提出,當今中國社會的特征是:強權力、弱資本、無社會。是的,在我國目前確實尚是公共權力強于私有資本——幸好如此,一些私有制企業家往往格外重視和畏懼及聽從公共權力。如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在2008年出版的暢銷書《野蠻生長》中,曾經勸誡私營企業家要“聽黨的話,按政府的要求辦”——實際上更多的是按官員的要求辦。但權力優越包括卻不等于權力者優越,政府與政府官員并不是一回事。以中國的現實看,不是權力道德化下政府官員就總能為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殫精竭力,反而經常是應付差事者多,以致他們很容易成為資本(金錢)的俘虜。所以,許多政府政令很難貫徹實施,政府在與資本博弈中落敗。目前,公共權力的運行過程中的確存在有問題,也的確需要解決,但要對那些想利用民眾對公共權力運行不正常現象的不滿情緒推動“資本化”的圖謀,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我們認為中國社會目前的真問題,首要的不是什么強權力、弱資本、無社會,而是權力道德化下的公共權力腐敗——廣義的腐敗包括低效,即不勤政。這使得公有制不能正常地發揮出應有的優越性。

五、反腐敗全面治本必須徹底否定權力道德化

當前,如何破解腐敗迷局,于官方和民間而言,俱是在茲念茲,心有戚戚。在我們看來,現在沒有一個恰當的反腐敗理論能夠概括我們的現實,這是非常困惑的事情。大家都在找理論資源,卻不能把理論創新跟我們的現實結合起來,其屆由于面臨著一個根本的問題,即對權力優越社會長期在意識形態上過敏。反腐敗的前提是重新審視我們的道德政治文化,徹底否定權力道德化,確立新的權力價值觀念,其包括權力優越、權力制約和權力競爭,三者缺一不可,僅制約者事倍功半。

(一)從意識形態上徹底否定權力道德化

我們以為,對權力者道德說教的作用,于反腐敗上沒有決定性意義。正如列寧所說:要防止濫用權力,把希望寄托于人的優秀品質上,完全依靠掌權者的“信念、忠誠和其他優秀的精神品質,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嚴肅的”。[55]所以,在反腐敗全面治標,已經初步取得階段性成果的形勢下,全面治本上當前最應做的應是使權力者不必腐敗,什么時候權力者靠合法報酬就能過上比較體面有尊嚴的生活,和靠德、能、勤、績而不用給上司送禮拉關系就能晉升到自己心目中的權力位置時,你就是讓權力者腐敗他也不愿意,這才是最極需要做的,其方可治本。到那時,反腐敗便事半功倍。

然而,我們怯于承認權力天然優越及必然競爭這一點。社會上絕大多數人也對道德化反腐敗有著浪漫主義預期,以為只要經過一輪又一輪的暴風驟雨式反腐敗運動,就能迎來一個權力道德化的烏托邦。權力者成為道德天使,不食人間煙火,這固然“可敬可親”。但事實證明,現實中這是行不通或不可能的。這種貌似人們所期望的理想性的權力道德化思想觀點與主張在現實中十分具有欺騙性和虛偽性,很容易使人分辯不清。可事實上又如何呢?現實中權力優越,這是連幼兒園的小朋友都清楚的常識,更何況乎我們大成人,社會上人們不就經常戲言“寧做公仆,不當主人”嗎?從中不難看到,傳統的權力道德化觀念經常與現實生活磕磕碰碰,窘態百出,削弱了權力的合法性基礎。這種理論與現實或意識形態與客觀事實的分離,早已經是成為全社會都深切地感受到的一種難解的痛苦。社會主義在權力問題上應該拋棄權力道德化的遮羞布,把主張權力優越的口號鮮明地寫到自己的旗幟上了。

虛偽的或“虔誠”的社會主義“衛道”者們肯定會說,這豈不是鼓勵人們爭權奪利,與社會主義的道德原則水火不相容嗎?不過他們忘了,用不著我們去鼓勵,這套表面的道德文章,這種唯心主義高調,是抵擋不住權力者心中受到利益支配的欲望的——無論這種欲望是正當的為自己辛勤勞動所應得報酬,還是不正當的貪欲。她的最主要功用只是在于,造就權力者虛偽的雙重人格。

抵御與權力、金錢腐蝕性有關的特權腐敗現象的最有效防腐劑,是客觀的利益機制而不是唯心主義的權力道德化高調。反之,只要權力道德化因素不消除,無論我們打擊、防范多嚴,即使今天把所有的特權腐敗分子全部殺完,明天照樣新的一批特權腐敗分子又會冒出來。我們與特權腐敗現象或特權腐敗分子之間的斗爭,就變成了割韭菜。韭菜之所以割了又長,是因為我們沒有挖掉它的根。而特權腐敗的根,就是權力道德化,以前也曾經是權力神化或其它權力唯心主義。

我們的觀點是,承認權力優越,反對權力腐敗;在權力優越的前提下,制約因其而須,競爭由其而生,通過民主、法治的制約和權力公平競爭機制去防止權力腐敗。因此,首先必須承認和主張社會主義權力優越。當然,要做到這些,我們不可能幻想在一天早上醒來就突然實現。但是“丑媳婦遲早必須見公婆”,下面這些措施,我們似乎無可避免地要遲早必須著手進行。它們包括:在意識形態上徹底否定權力道德化,名正言順地承認權力優越;以及著手制定有關權力優越(包括行政、事業、企業三方面的公共權力)的各種法律、政策規定,逐步全面具體提高落實權力者的應有優越待遇,同時加大權力的責任和對權力的制約,逐步實現新聞輿論自由,強化公民權利對國家權力的監督。

舉例如,對多年來人們熱議的公車改革,我們應理直氣壯地告訴公眾:不要完全和反腐敗聯系在一起,其實主要就是建設節約型政府的問題。但建設節約型政府,必須以保證權力優越為前提,要有利于吸引優秀人才,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克服公車“潛規則”腐敗。公車不僅僅只是職務消費,而且還是社會地位和權力的象征。當然,不核算成本的職務消費是不經濟的,國家財政必須要公平和效率二者兼顧。官邸制以及公費接待、公費醫療、公費休假等問題也基本如是。

具體以官員公費休假為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公休假制度日益正常化。但這一休假權利對一部分擔任重要職務的權力者來說,卻是“水中之月”。但這部分權力者并非不想休假,無暇休假除公務繁忙外,更與權力道德化壓力有關:即權力者應是加班加點、不計得失、“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老黃牛”。社會輿論鼓勵權力者加班加點,對累倒甚至累死在工作崗位上的權力者往往褒獎有加。權力者若主動去休假,則容易給人們留下反常了的印象,以致不好意思去名正言順的休假。我們以為應將任何權力者的休假權利都落到實處,而且要反映出權力本身應有的優越,這是去權力道德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即權力者緊張勞累的工作之余能去療養度假,其身心健康精力充沛是國家人民之福。當然,前提是要有制度利益機制來保證選拔出來的權力者德才兼顧。

再如,我國實行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制度的前提也是權力必須優越。西方國家實行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制度,之前提是在虛偽的資產階級權力道德化下,實際承認和給予權力很大程度上的優越。否則,按照現行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或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之無產階級權力道德化標準,嚴格實行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制度,整個官場在道德上都要全軍覆沒。試問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權力者,在比資產階級權力道德化更虛偽的無產階級權力道德化意識形態之下,真正又有那一位實權者沒有享受到或多或少的權力優越?他們之待遇、收入不穩居于當地社會頂端或上層?但要撕下權力道德化的虛偽面具,讓民眾直接面對和接受這權力優越的客觀現實,就必須使權力的取得要通過公開、自由、平等地競爭,才可能讓人們口服心服。

這是一個令當局者兩難的窘境:權力道德化要掩飾權力優越,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制度則要撕開這一掩飾。可這一兩難也并非無解,只須當局者痛下決心‘刮骨療毒’,在權力競爭的前提下而權力優越,即可治病救黨、救社會主義。其真正存在的問題或許是:目前權力優越的合法性不夠。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的清醒,寧可權力優越暫時不一步到位,待經政治改革權力取得是通過公平自由競爭后,再逐漸到位。否則,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過勇就公車改革所說的:“就是要旗幟鮮明地告訴公眾,公車改革必然會增加公務員收入,民意需要引導,不能一味迎合。”[56]其在實踐中肯定會有問題。

人類政治文明總是處于不斷地發展進步之中,作為政治文明內在靈魂的政治意識也須與時俱進,感覺到權力道德化這種唯心主義的政治意識有問題就應當著手進行變革。欣慰的是我們注意到,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第一次提出反腐敗要形成不易腐的保障機制,代表中央釋放出否定權力道德化的信號。什么是不易腐的保障機制?《求是》上有人撰文這樣說:“這應該是指國家為公職人員提供合理的薪酬待遇水平,保證其能夠過上與其身份地位相稱的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使其珍視自己的職業聲譽和待遇,不愿、不想因貪腐而喪失這些聲譽和待遇,從而自覺拒絕腐敗的那樣一種機制。”[57]人們經常掛在嘴邊的制度,其核心即是利益機制,凡是現實中能夠存在的任何一種制度,其背后使該制度得以運轉的動力必然是某種利益而非文化,如什么風俗、習慣、民情或道德等,那充其量不過是錦上添花或逆水行舟的問題。現代利益政治文化正是這種事實上之存在的客觀反映。

(二)從政治實踐上徹底否定權力道德化

迄今為止,所有的所有都在驗證著新利益政治文化替代舊道德政治文化之必然性:只有權力優越、權力制約、權力競爭三管齊下,才能避開權力之惡、發掘權力之善。趨利(人的本能)之下,廉潔于權力者“良藥苦口”。制約使權力者苦不怕,再苦也須吞下去;優越則使權力者不怕苦,因為苦中有甜;競爭更使權力者怕不苦,以取得和維持權力優越。有了這三重境界,權力者方對腐敗刀槍不入。有人卻只喜歡談權力制約,或偏愛權力優越(如高薪養廉即之一),這大概是出自人類的某種“簡單”天性。可其即使僅從公平的角度看,也并非真正公平,且何況還須考慮事倍功半之低效率,這才是更重要關鍵。是公平為了效率(或換言之道德為了利益),而不是效率為了公平(或換言之利益為了道德)。如果效率服從公平(或換言之利益服從道德),那事情還不簡單嗎?

當然,從政治實踐上徹底否定權力道德化,特別是用民主選舉作游戲規則來配置國家權力資源,普遍地推行公平自由的競爭性選舉,是否會妨礙或動搖黨的領導?是否會出現國家混亂失序?和在人格化的科層制組織中,人事權作為人格化官僚制組織控制的重要杠桿,如此非人格化和制度化運用,會裂解下級對上級的人身依附性(其何嘗不是一件好事),是否可能導致領導者和組織的政治權威降低?這都是一些人們普遍擔心的問題。事實上,如果完全放任自由競爭,確實會有賄賂、暴力及宗族勢力、宗教勢力甚至黑惡勢力干預、操縱選舉等諸多問題;以及由于信息缺乏、認識能力、個人偏見等原因,出現不關心或盲目投票等問題。為此,必須通過法治加強監督,并對選民進行有效的引導。政黨的一項重要功能,便是介紹、推薦治國理政的人才,幫助這些人才贏得民心民意,去代表人民掌握公共權力。做到了這些,吏治清明,從根本上遏制了權力腐敗,不僅不會削弱黨的領導,降低黨的政治權威,而正好是鄧小平所說的加強和善于領導,會更加提高黨的政治權威。在通過黨的引導主動促進中國政治發展的同時,勢必進一步鞏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黨領袖權威,強化執政黨在公眾中的合法性,從而保證將絕大多數人納入體制的框架之中,更便于執政黨統馭民眾。

所以,這類擔心是保守多余的,不足以為慮。俗話說“事實勝于雄辯”。比如,美國中國政治問題研究專家,前美國對外信息處高級分析師傅士卓,2014年在接受《共識網》編輯部主任袁訓會采訪,回答鄉鎮直選因何沒法繼續推行下去時也說:“現在的干部選拔體制講的是黨管干部,也就是說一個地方的干部他必須服從而且只用服從自己的上級,而一旦實行選舉的話,這一點就必然會受到沖擊,因為被老百姓投票選出來的干部,他還必須對選民負責。那到底是對上負責還是對下負責呢,這里邊就產生了一個制度沖突,黨組織也會覺得這條路繼續往下走的話,整個政治體制都會被破壞掉。”[58]然而,此是明顯的不顧常識,難道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或換言之中央集權統治與地方分權自治就不可以辯證統一嗎?美國地方上州的自治程度不更“有過之無不及”嗎?其對美國聯邦中央與整個政治體制又產生了何種制度沖突或破壞呢?美國聯邦中央就該管時也管不了地方上的州長嗎?這顯然是一種洋危言聳聽!

再如,鄭永年先生在《中國改革的路徑及其走向》一文中則非常武斷的結論:“選舉民主會強化中央的合法性和權威。如果選舉民主先從地方進行,這會加速中央權威的衰落。地方選舉表明地方權力機關的權力來自選民,而非上級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選舉產生的,而上級政府不是的情況下,會發生什么?上級政府權威急劇下降,甚至喪失。”[59]這是將如此復雜的權威問題如此簡單化。其實,人心向背才是根本,選舉只不過是一種表達形式或程序。分權自治若能消除權力腐敗便人心所向,中央又掌控著軍隊和意識形態,并擁有立法與司法手段制約市、縣地方,其權威何慮之有?市、縣直接自由、民主選舉與中央集權其實完全可以并存,且我國臺灣地區民主轉型自下而上的成功經驗即是實例。上個世紀50~60年代的臺灣政治,在“中央”層面上黨政軍高度集權,而地方則有很大的自治性。盡管其具有資本主義民主固有的局限,但也極大地激活了地方政治,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地方官員只對上級負責不對人民負責的惡政,使民眾擁護支持發展民主制度的觀念日益成長成熟。而在后來,蔣經國先生是出于多種因素主動而非被迫放開黨禁。

在縣及省轄市,逐步發展地方直接自由民主選舉,將中央、省間接自由民主選舉和地方直接自由民主選舉分開。中央不采用人事、行政、財政上的手段來控制地方,依靠立法和司法手段來調整中央與地方關系,控制地方政府。如通過執行全國性法律、向民眾提供救濟的方式,間接對地方政府進行約束。立法是中央政府控制和監督地方政府最為直接的工具,可以使用立法權來創建、廢除、重塑和修訂地方政府的權力;或給地方政府發布通告,對其如何履行多種多樣的職責進行建議和指導。若當地方政府與上級政府發生沖突時,將通過司法審查在法院解決。通過法治就能有效地規范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中央對地方擁有絕對的立法、司法權優勢,地方則對民眾擁有絕對的行政權優勢。如美國地方政府雖然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但其地位和權力要受到聯邦憲法、聯邦條例、州憲法和法律的嚴格規定和限制。某些州法甚至對一個地方政府能否與私營企業簽署生意合同都有十分詳細的規定。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盡管地方政府數量眾多,卻不存在一個系統中人事、行政、財政手段的控制幅度不能太大,需要增加中間層次問題。這樣,地方自治既可改善政治治理,夯實政權基礎,又可減少行政層級和間接臨民的官員,降低政治治理成本。雖從表面、暫時上言,可能有損中央集權之既得利益;但有利于調動縣及省轄市地方積極性,通過市場科學優化資源配置,促使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下沉。并若從根本、長遠計,卻也會通過促使精英下沉來達到一種新的利益平衡,實現我們提倡多年而求之不得的充實基層之愿望,加強直接臨民的國家治理第一線力量,更有益于天下大治,鞏固中央集權。

這種地方自治實體,規模小且分散,數以千計,不會導致在我國歷史上東漢、唐、清末,大致相當于現在省這么大左右的區域,從中央行政區演變成最高地方政治實體之局面。如唐朝的藩鎮割據和晚清地方坐大,中央難以掌控,最后形成分裂割據或釀成嚴重的治理危機。再如,西漢初漢高祖劉邦通過將近親分封到各戰略要地來控制全國,到漢文帝時這些同姓諸侯王已漸漸形成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對中央權威造成極大威脅。在此嚴峻局勢下,太傅賈誼就建議用“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辦法解決。但漢文帝沒有接受,他死后不過三年,便發生“七國之亂”,西漢王朝為此付出巨大代價。這一建議被后來的漢武帝所采納,同時又“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即允許諸侯領用封國內所出的租稅,政事卻由中央委任者治理,使其徹底喪失了對抗中央政權之力。而東周春秋戰國的分裂割據,則出于行封建制,缺乏中央集權。前者為中央與地方雙向控制,操作得當,成為良性互動;操作不當,則或中央獨大,形成集權;或地方坐大,分裂割據。后者為中央與地方單向分離,天長日久,分裂無疑。在這種中央與地方的分權政治治理結構下,非黨人士于少數縣及省轄市獲取地方的政治治理權也未免是件壞事,其對執政黨構成一種現實壓力,可真正促使我們從嚴治黨,改進地方的政治治理,及早奪回失地,而不至出現前蘇聯那種執政黨因長期缺少競爭壓力退化腐爛,一旦積重難返則最終丟失政權之局面。其實,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就曾如毛澤東所說:“在華北,已經實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區長、鄉長、保甲長,多是民選的。縣長,有些也是民選的了,許多先進的人物和有為的青年,被選出來當縣長了。”[60]

總之,于權力配置制度機制上,需要勇于突破排斥公開競爭的權力道德化教條,建立起一種科學完善的良性權力競爭性選擇機制,通過競爭性選舉,把我們民族當中最優秀的人才遴選出來。而其前提則是政治過程要向社會精英群體開放,以引發出廣泛地競爭和參與。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原則時明確地說過:“用等級授職制去代替普選制是根本違背公社的精神的。”[61]在社會主義權力市場競爭機制之下,一切大大小小的權力者及所有有志于加入權力者行列的人們,都可以而且也必須公開、自由、平等地進行競爭。在這種機制之下,權力者的利己與利人得到了辨證統一,真正成為政治市場中的一個個責、權、利相統一的主體,他們為了人民的利益,就也是同樣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恪盡職守,盡心盡力。“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毛澤東語),一張票、一世情,在候選人與選民之間的雙向互動中,權力者決不會為了一次宴請、一份賄賂……而去腐敗瀆職。我們的國家治理將因此變得充滿生機活力。這種社會主義權力市場競爭機制從系統論的角度而言,可以簡潔性地表述為:社會主義權力優越加社會主義權力制約,再加社會主義權力競爭,即等于人們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權力者勤政、廉政。

六、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以往對特權腐敗產生原因研究得出的一些結論,似乎都是淺層的甚至是表象。如權力結構不合理、權利保障機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私有觀念、等級觀念、享樂觀念,市場經濟不規范、社會文明程度不高、公民社會不成熟等。至于自由裁量權濫用的以權謀私,公權私用的公共權力的非公共運用、公共資源的非公共占有、公共利益的非公共獲得等特權腐敗產生直接原因,則更可謂“吃飽了的最后一個燒餅”。這些觀點思維上無非都是具體就事論事,沒有抽象地上升到政治哲學性的政治意識根源層次。從權力道德化這一理論“制高點”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為否定權力優越和抑制制約與競爭,是對權力激勵不足、制約不力產生特權腐敗的最深層原因。并且,權力道德化也是通向極權之路,將極權主義的起源歸結為反猶主義和帝國主義,漢娜·阿倫特的這一邏輯是非常難以完全理解的。從封建統治者的權力神化到資產階級權力道德化以及無產階級權力道德化,應是專制主義“進化”到極權主義的起源之一。將權力神化,要求人民絕對服從,必然引起權力者的暴政專制;將權力道德化,要求人民自覺服從,則必然引起權力者在道德光環下的極權統治。但由于受主題及篇幅所限,本文不便展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的生成、危害和防治機制研究”13AZD02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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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參見羅伯特·達爾:《現代政治分析》,王滬寧、陳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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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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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頁

48、參見張開等:《皮凱蒂為何能走進美國<總統經濟報告>》,《紅旗文稿》2016年第14期

49、見《哲學譯叢》1986年第4期,第64頁

50、《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頁

51、《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464頁

5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120頁

53、張維迎:《這個國家真正的希望何在?》,《共識網》2015年9月23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economics/dongjian/20150923129170_all.html.

54、舍溫·羅森:《交易成本與內部勞動力市場》,威廉姆森、溫特編:《企業的性質》,姚海鑫、邢源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15頁

55、《列寧全集》第四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92頁

56、南方周末記者 趙蕾 、實習生 夏倩 楊金海:《車改提速遇到“坎”》,《南方周末》2011年6月10日

57、李艷玲:《改革要對準腐敗這個毒瘤》,《求是》2013年第8期

58、袁訓會:《對話傅士卓:求解中國基層政治》,《共識網》2014年8月6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40806110604.html.

59、鄭永年:《中國改革的路徑及其走向》,《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

60、《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頁

61、《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巴黎公社》,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版,第55頁

【虞崇勝,武漢大學政治文明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政治文明與政治發展。何路社,武漢大學政治文明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研究方向:政治哲學與公共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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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權利 腐敗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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