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外交官,請多了解一點新中國的外交史

1972年中美關系的解凍和隨之而來的新中國第二次建交潮,完全徹底扭轉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弱國無外交”的局面。正如徐中約在總結這一段歷史時指出的:“毛澤東——周恩來的外交大構想相當靈驗,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和第三世界的代表獲得了在聯合國中的永久席位,并吸引了四方八面的國家元首和領導人絡繹不絕地來訪。北京成了國際交往的一個樞紐。中國不再孤立,它已經成功地打破了蘇聯和美國的包圍。中國再一次進入國際大家庭,這一次不再是一個虛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而是一個地位優越、備受尊敬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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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外交官,請多了解一點新中國的外交史

最近,某全國性大報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的欄目下,專門開辦了一擋專題《外交官憶開放往事》。但有的外交官似乎對新中國的外交史并不大熟悉,回憶中呈現的某些內容,讀來令人遺憾。

有位曾經擔任西方某大國的大使認為,1970年代前后,我國“國力不濟就難有話語權”,因而未能徹底改變我國的“弱國無外交”的局面。他舉出的例子是,“新中國成立20周年的1969年,同我國建交的國家只有50個,其中還有6個以種種借口同我國斷絕或者中斷了外交關系。這固然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破壞的結果,但也與我國國力不濟有關。”

不知道這位昔日的大使是否讀過習近平親自指導下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這本書的第八章是關于“文革”的。其中第四節《打開對外工作新局面》有這樣的論述:

【“70年代上半期是中國外交突破性大發展的時期。這一形勢的出現,與國際形勢的變動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因勢利導,宏觀分析形勢,對我國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這個時期我國外交取得的成就極大的改善了中國的安全環境,拓展了中國外交活動的舞臺,也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創造了有力的前提,打下了基礎。”(見該書第611-612頁)】

據統計,這個被《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稱為新中國“第二次建交高潮”,延續到1978年底,已經使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達到124個。順便補充一個數:1978年世界上包括中國在內共有151個國家,其中未與中國建交的有26個國家。現在世界上包括中國在內共有197個國家,與中國建交的有178個,未與中國建交的19個。很有意思的是,在這19個國家中,有5個是建交后又斷交的。至于這5個國家是不是也有“種種借口”,就不得而知了。

1972年中美關系解凍是那個時期影響最大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這是中國第一次作為一支主要國際力量積極參與其中,而不是被動地卷入其中,因而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形成了中、美、蘇“三角關系”。因此鄧小平這樣評價:

【“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

至于國力怎樣,不能簡單地用GDP來衡量。按某些經濟學家的說法,中國的GDP當時在世界排名非常落后,因此國力也很弱。但那就很難解釋:為什么GDP世界第一的美國總統會來北京“朝圣”?甚至還握著毛澤東的手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呢?

某些外交官,請多了解一點新中國的外交史

再往前回顧一下:

【“(1964年)10月16日,中國宣布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核大國已經崛起的事實。”“美國朝野逐步認識到,或者說是體會到,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日益增強并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承認。美國企圖長期孤立這樣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拒不與之來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國處理對華關系中的這種內在矛盾到60年代中期已經基本上無法再協調下去了。”(陶文釗:《中美關系史 (1949-1972)》第314頁、316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在這里,應該再提一下“兩彈一星”的巨大作用。

鄧小平在1988年指出:

【“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十年后的1998年9月,江澤民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隆重表彰研制“兩彈一星”功臣大會講話。他指出:

【“我們要永遠記住那火熱的戰斗歲月,永遠記住那光榮的歷史足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這是中國人民在攀登現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創造的非凡的人間奇跡。”
“‘兩彈一星’的偉業,是新中國建設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華民族的榮耀與驕傲,也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壯舉。”】

知名中美關系問題專家金燦榮在2017年6月撰文指出:

【“新中國建立之初的毛澤東時代主要是解決國家生存問題,因為當時西方孤立中國,國內仍有顛覆勢力作祟。試想,直到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還有臺灣特務制造‘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刺殺周恩來總理,可見當時形勢的惡劣。在那種內外壓力下,彼時無論誰領導新中國,首要考慮都是如何讓國家‘活下去’,表現出來就是對外不懼打仗,對內強調階級斗爭。”
“等到中美建交、中國有了‘兩彈一星’之后,國家安全問題基本得到解決,然后就開始轉向發展了。鄧小平時代主要就是解決如何‘活得好’的問題。”】

因此,如果沒有當年的“兩彈一星”,以及與此相關的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即使有再高的GDP,也不可能成為有影響的世界大國。這就是歷史的經驗。

關于“朝圣”的說法,來自于在西方頗有影響力的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徐中約。他所著的《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斗》,是歐美及東南亞等地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權威著作及最暢銷的學術教科書,是一本極具深遠影響的經典力作。海內外歷史學界認為,作者以超越意識形態、階級、黨派、種族和文化的眼光,公平公正、客觀冷靜地看待歷史事件的發生。

徐中約在該書中對尼克松訪華是這樣表述的:

【“一些亞洲人把尼克松訪華看作是一次朝圣,因為在歷史上,中國皇帝是從不離開本國的;只有藩屬國的國王和使臣前往中國向皇帝表示敬意。尼克松的訪問將給予中國一種新的尊嚴感,同時也使它獲得大國的地位。”“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是精明杰出的革命家,也都熟知歷史。他們知道抓住這個大好時機使其為己所用的重要性。美國探索打開中國大門的努力與他們自己的大構想相吻合,于是尼克松成了北京歡迎的客人。”
“(尼克松到達北京)幾小時以后,毛澤東在書房里會見了尼克松和基辛格,這是一次事先未經安排的會面,持續了一個小時。總統和他的外交政策顧問走進書房時好像是‘去見識一個場合遠大于去拜會一個人’。毛澤東說話灑脫,充滿威嚴和自信,樸實巧妙,而周恩來則保持沉默。尼克遜‘感受到了毛澤東的魄力’,并表現出從未被新聞媒體見過的‘罕見的謙遜和敬畏神情’。”】

回顧這段歷史,應該可以說,1972年中美關系的解凍和隨之而來的新中國第二次建交潮,完全徹底扭轉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弱國無外交”的局面。正如徐中約在總結這一段歷史時指出的:

【“毛澤東——周恩來的外交大構想相當靈驗,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和第三世界的代表獲得了在聯合國中的永久席位,并吸引了四方八面的國家元首和領導人絡繹不絕地來訪。北京成了國際交往的一個樞紐。中國不再孤立,它已經成功地打破了蘇聯和美國的包圍。中國再一次進入國際大家庭,這一次不再是一個虛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而是一個地位優越、備受尊敬的大國。”】

希望我國某些在職的或者曾經在外交崗位工作過的人,還有其他一些關心中國外交事物的朋友,如果不相信官修黨史、國史,建議看看海外出版的權威性歷史著作。這對更加全面地了解新中國的外交史,還是很有益處的。

【胡新民,察網專欄學者,獨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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